4本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和学者，正埋头于整理、出版解放以来丰富的民族调查成果时，骤然而至的中印边界的炮火，却猛烈地震憾着他们宁静的心。有关这一地域的边情、族情、民情和历史文化的讯问不时而至，可他们对此却知之无多，这种状况，显然是与他们拥有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不相称的。他们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情况，他们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敦请著名学者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吴泽霖等，着手喜玛拉雅山地的民族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计划组织新生力量进行实地调查。以便全面收集该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的有关资料，填补这一学术领域空白，借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可惜的是这项极具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计划，终因十年的动乱而被迫停止。

1976年，民族研究所在前所、室领导人黄洛峰、秋浦、侯方若同志的主持下，冲破了长期不搞业务的“内战”状态，第一次组织了赴藏民族考察队，对米林、隆子、错那、墨脱和察隅的珞巴族、门巴族、僜人的社会、历史、语言进行全面的调查。这次又简称为“三巴调查”的考察，其成员分别为谭克让、欧阳觉亚、孙宏开、张济川、陆绍尊、王晓义、吴从众、姚兆麟、王昭武、张江华、刘芳贤和李坚尚，计十二人。另外，还聘请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鲁敏等三人对察隅的僜人和米林县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社会、文化进行了专题拍摄，前后历时8个月。

自这次大规模考察回来后，经一年多的努力，整理和内部铅印了五本调查报告。鉴于这些考察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在前副所长秋浦同志的提议下，初步计划写一本名叫《西藏东南部的古代社会》的学术专著，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所、室两级有关领导，再次组织调查人员，对门巴、珞巴和僜人的社会文化作补充调查和资料核实工作，为此成立三个调查组，落实任务，分头前往。记得当时分组的情况是这样的：张江华、陈景源赴察隅、墨脱、林芝，重点调查僜人、门巴族；刘芳贤、李坚尚赴米林、墨脱、错那、隆子，重点调查珞巴族、门巴族。此外，姚兆麟同志亦参加了米林县的短期补充调查：陈乃文、张国英亦赴察隅作僜人补充调查，随后再赴聂拉木对夏尔巴人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我和刘芳贤同志自始至终在一起，时间安排是这样的：1980年2～6月，在米林县调查珞巴族，主要地点为穷林单嘎、才召、米林村、伊当；7～10月在墨脱，主要调查地点为地东、背崩、东布、达木、朱村；由于时间紧，又怕大雪封山出不来，后来我和刘芳贤顾不得个人安危，决定分开调查，刘芳贤到达木，我到朱村，借以缩短时间，以免延误，终于比原定计划推迟半个月离开墨脱，刘芳贤冒雪顺利越过多雄拉，我则改乘卡车经随拉山口，跨越冰川，进入波密，在那里与张江华、陈景源相遇。随后我回到米林，与刘芳贤一起，到甫龙区嘎当村调查一个多月，转至林芝的德木，对那里的唐代摩崖碑进行临摹和采访。1981年1月中旬，我们在泽当寻求山南军分区的支持，请求他们派车送到错那，在这个海拨4500米高的县城，我们仅停留两天，洗了个温泉澡，购了主副食，就立即赶赴调查地点勒布区。记得是住下的第二天，已是农历年三十，也恰逢是藏历年的年三十，像这样的时刻还有人出差，接待我们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深感惊讶。随后，我们在麻麻、基巴、斯目、勒、贤村等调查，到5月初离开。随后我们到达隆子县的三安曲林区作珞巴族调查，调查点除三安曲林外，主要在斗玉村。直到八月上旬，我们结束了隆子县的调查，回到拉萨。其时，我的心脏早搏比较严重，随即回京，刘芳贤在拉萨作补充调查。这就是我们在1980年至1981年门珞调查的大致情况。1990年和1993年，本人又两次到米林县的珞巴族地区进行短期调查，除重点了解他们的宗教、民俗的疑难点外，对其现状亦作了观察和采访。以上是我们喜玛拉雅山地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的民族调查的简单经过，鉴于张江华同志对此亦写有专文，本文就我和刘芳贤同志的调查情况再作扼要的介绍。

喜玛拉雅山地的民族学调查，就其方法而言，与传统的调查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别，即所谓参与观察法。调查者根据自己初步的设想拟就调查提纲、深入到调查地区、与调查对象一起生活，建立起了解和信任后，通过访问和观察，不断修正和补充原拟的调查提纲，完成我们的调查任务。为了与访问对象建立友谊，取得他们的信任和了解，解放以来，组织部门要求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一起生活，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至于如何掌握“三同”与实现我们访问目的的“度”，其中颇有讲究。可这不是本文的论述内容，在此不作细述。但下述两点是必须强调的：一是尊重调查对象人格和传统文化，遵守他们的习俗，借以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二是访问对象为我们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我们必须给以物质的或金钱的补偿，其价值应高于当地日工资的收入，借以求得他们的协助和支持。有了友谊、信任、协助和支持，只要有较充裕的时间，我们的调查目的就必定能达到。当然要能与访问对象建立起友谊和信任，求得他们的支持，就要靠我们的文化修养和社会经验积累了。

在我们的喜玛拉雅山区的民族学调查中，也有与过去的一些调查不同的地方：一是对这里的历史和行政隶属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无疑是我们访问的地方实属中印边界争端的敏感之地有关；其二是我们更为重视宗教习俗、婚姻家庭，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调查，这些情况，只要看看我们编写的调查成果就清楚了。当然，由于时代的进步和设备的改善，我们的调查装备也有所改善，这除了过去调查常用的笔记本、卷尺、相机、摹拓工具外，我们还增设了录音机，黑白照片冲洗器材等。这些设备，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照片和极有价值的珞巴族民歌录音带，当我们为访问对象拍下的照片冲洗出来，并赠送给他们时，他们的合家欢乐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简单的一张黑白照片往往成为联络感情和建立互相信任的重要媒介，其作用是我们在事前所想象不到的。

正是由于我们有上述的思想准备和物质条件，我们觉得，喜玛拉雅山地珞巴族、门巴族调查，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正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专著就有《珞巴族简史》、《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辑；《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辑；《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辑；《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珞巴族门巴族民间故事选》、《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珞巴族卷》和《喜玛拉雅的寻觅》，后者为中国边疆探考丛书之一，由马大正任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此外，我们还利用调查成果写了20多篇文章和多本辞书词目。以上各项累计出版成果约200多万字。为了让读者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的调查成果，我们还将在下列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叙述。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到，珞巴族、门巴族的调查与研究，是中印边界的炮火轰出来的。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正是由于边界的争端涉及到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所以民族学与考古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研究更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早在本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的王辅仁教授在喜玛拉雅山北面的林芝就发现了古人类头骨，据有关人士证实，此头骨属蒙古人种，大体为现代A组西藏人的祖先。随后王恒杰亦在林芝作过考古现场发掘，发现有古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器和石器。此外在墨脱的马尼翁，还发现过一件石斧。以上这些考古发现，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并引起我们对考古的强烈兴趣，我们选定的调查点墨脱和米林与林芝比邻，难道就不可能有考古发现？记得1976年我们首次进墨脱时，在县府所在地的一块菜地上，发现了一些露于地表的绳纹陶片，这给我们一个惊喜，随即我们应用在河南干校时从考古专家苏秉琦那里学来的一些考古发掘知识进行试挖，当挖到约70公分的深度时，已发现原生土，没有什么发现，随后我们只好捡了一些陶片的口沿收藏起来，由于陶片过于破碎，没法拼成一个器皿，深感失望。加之墨脱地处亚热带、植被茂盛，再也没有发现露于地表的文化遗存，我们只好放弃地下的发掘。不过我们在访问中很快了解到门巴族、珞巴族群众有视古代遗存的石器为“神斧”的习惯，一旦发现，定必珍藏，并视之为治病驱邪的利器这种习俗。因此每当我们到达新的调查点时，反复向当地干部群众讲述这些石器的科学价值后，由于当地驻军的免费医疗事业做得好，这些石器的神秘力量已呈颓势，老乡都乐于交给我们。故在墨脱考察期间，我们在马尼翁、卡布、东布、背崩、格林、地东、西让等地，前后共收到石斧、石确、石凿和石纺轮共十三件（包括张江华等同志收集的）。此外还有一些绳纹陶片，这些考古遗物，同林芝发现的石器和陶片相比较，可能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的更晚期。根据这一判断，墨脱县早已有人类居住，且同林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发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珞巴族的祖先可能从喜玛拉雅山北侧如林芝、米林等地，逐步向广大的喜玛拉雅山南侧的墨脱等地迁移，我们在墨脱，米林和隆子县收集到珞巴族民间传说就讲到他们的祖先从北向南迁至今居住的广大地区，也证关了上述的看法。长期以来，印度和英国的一些学者依据珞巴族和藏族文化中的差异性，扬言他们是从南边迁徙而来的南来论，无疑是出于政治需要。

英国殖民主义者妄图占领我国西藏东南部领土的阴谋由来已久，其最突出的表现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背着我国政府代表划定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按照这一线的划法，我国珞巴族、门巴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地都要划归英印政府，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日渐衰落，他们已力不从心，无法再扩大其政治势力，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域，长期以来仍在我国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只是到了1947年，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才不断向北推进，蚕食我国领土。大约在1960年左右，才正式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域。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管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详细情况和印度政府蚕食我国这片领土的具体过程，过去学术界知之甚少。经过我们调查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我们从墨脱县获得了一份解放前墨脱宗政府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广大地区收取赋税的明细薄账，详细记录了所在村庄的户数、人口和应交纳的钱粮。众所周知，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而言，收取赋税是行使领土管辖权的重要标志。这些材料说明，我国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些地域拥有确凿无疑的行政管辖权。二是我们从民间采访时，了解到墨脱的历史演变及墨脱宗管理至今尚被印军非法占领的广大地域的详细过程。墨脱原是珞巴人住地，其祖先从北边的波密一带迁来，人口日渐繁衍，约在18世纪初期，从门达旺一带迁来了大批门巴族人，随后爆发了门、珞之间的冲突，门巴族人寻求波密土王的支持，取得了这次冲突的胜利，波密士王随即把政治势力伸展到这里，设立宗政府，把墨脱置于他的统治之下，随后还在仰桑河流域设立嘎朗央宗，任命珞巴族头人当宗本。1927年，西藏噶厦政府与波密土王发生冲突，波密土王被打败，噶厦政府委托色拉寺管理墨脱宗，随即取消嘎朗央宗，改称达岗错（区），成为墨脱宗的五错（区）之一，今墨脱的达岗错所属地域，全被印度非法占领。三是我们走访了当年曾管理过印占区地域的领主，行政人员或当事者，请他们回忆当年管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及目击印军非法占领这些地域的经过详情。对这些访问对象，我们在墨脱、米林两县，均作了采访，并编入我们的调查报告中。如在米林，我们采访了过去的领主，今天的统战对象达却。他讲述了他的先祖及其他藏族领主管理现在被印军非法占领的马尼岗地区历史演变过程和目击印军1956年非法入侵的经历。这些既有历史依据，又有亲身遭遇的调查记录，其政治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再者是我们在隆子斗玉村采访了当年西藏噶厦政府官员，主持猴年转扎日神山活动并作为带路人的珞巴族老人达伐等，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弄清了转神山时所经过的路线以及这一地域与西藏庄园主的政治联系。藏族人转扎日神山的宗教习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且所经地域，无论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或印度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政治势力均没有达到这些地域，到了50年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被印军非法占领。上述这些宝贵的调查资料，都说明我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领土拥有明确无误的主权。

喜玛拉雅山地的民族考察成果，除了政治价值外，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首先表现在填补学术空白，扭转了我国这一边地学术研究的落后局面。依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早在鸦片战争前15年即182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印度阿萨姆地区为基地，试图打通越过喜玛拉雅山地进入中国西藏、四川的商道，以擭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为此派出探险队，进入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域探险，收集他们需要的地理和人文资料。自此以后的100多年来，他们派遣的殖民地官员、传教士、人类学家等相继进入喜玛拉雅东段山地。有关这一地区的人文著作或考察报告也相继问世。其发表最早的民族学文章，是刊载于1836年《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上的《孟加拉东北极边地区山地部落记事》。最早出版的民族学专著是1847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达尔顿的《孟加拉民族志》，在这本书里有讲述属于珞巴族的山地部落的叙述。直到本世纪80年代，出版有关喜玛拉雅山地众多部落的人类学著作不下数十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学者尤·海门道夫和印度学者维·埃尔温。尤·海门道夫早在本世纪40年代，就被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当局官员派遗，进入被英印当局非法占领的我国领土西巴霞曲流域进行人类学考察，并曾兼任他们设立的所谓“苏班西里地区”的行政官员。印度独立后，他返回英国，先后担任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东方和非洲研究所所长。他发表有关喜玛拉雅山区的人类学著作颇丰，其中有关我国珞巴族著作的有《阿帕塔人及他们的邻族》（1962），此书由已故的我国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翻译成中文，民族研究所内部油印成书。此外还有《苏班西里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的喜玛拉雅山地部落》（1980）、《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喜玛拉雅探险》（1983）。另一个著名学者是维·埃尔温，他在本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曾到过我国珞瑜、门隅地区考察，并多次进入达旺寺，印度独立后受到尼赫鲁的赏识，被任命为印度政府部落事务部的顾问。他发表的关于我国珞巴族、门巴族的著作有《东北边境特区的哲学》（1959）、《19世纪的印度东北边境》（1959）、《印度东北边境的神话》（1958）、《印度东北边境的艺术》（1959）等。我们仅从这两位学者的著述中看到，有关喜玛拉雅山地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和印度，是相当热门的，特别是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内。正是这些学者长期左右着喜玛拉雅山地民族研究的学术论坛，在国际学术领域内有着广泛的影响。80年代初，尤·海门道夫还应邀来到中国访问，吴泽霖教授应邀作陪。很显然，目睹中国学者近10多年来发表的多本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著作，无疑缩短了我们与他们的研究差距，填补了中国的这一研究空白。环视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英、印学者对我国被占领的这部分领土的研究是那么广泛、那么深入、那么带有挑战性，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能搏击一翻，事有所成，为这片热土尽一份力量，使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爱国先人的英灵有所慰藉，那就知足了，更何况在这一领域内，我们在下述诸方面的探索，并不比他们逊色。

首先在珞巴族的奴隶制度的研究上，我们深入地探索了他们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面。有关珞巴族各部落普遍存在的奴隶制度，国外学者所作的研究比较肤浅，在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即着重论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主人与奴隶间的和谐相处上，对于奴隶与主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制度给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没有作深入的探索和理论的概括。我们则依据丰富的调查资料，对普遍存在于珞巴族各部落的奴隶制作了下述的概括：一是珞巴族的奴隶制属于早期的家长奴隶制；二是这种奴隶制与浓厚的氏族制残余并存；三是这种奴隶制与等级制度紧密相结合；四是这种制度与妇女地位低下相一致，五是蓄奴主对奴隶的剥削奴役采用多种形式。我们上述的概括是国外学者所未曾提出的。我国研究奴隶制度的专家胡庆钧教授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指出：珞巴族的奴隶制与佤族、彝族的奴隶制度构成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奴隶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梯，在探索人类奴隶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其次是有关喜玛拉雅这片地域的众多不同名称的部落，是否同属于一个或若干个民族问题。长期以来，印度学者也许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他们只承认这里有从多的部落，如巴达姆、民荣、希蒙、达额木、义都、德根、棱波、坚波、迦龙、博嘎尔、崩尼、崩如、苏龙和阿帕塔尼等，并对这些部落的社会和文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但这些部落是否属于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他们就不做进一步的探索了。这种作法，不免有分而治之的嫌疑，并避开了人们对其民族源流的探讨。其明显的例子是他们对这里众多山地部落的语言调查的成果长期不公布。1976年以后，我们所语言室的孙宏开、欧阳觉亚、张济川等同志对这些山地部落的语言进行调查，指出米林、墨脱和隆子等地的珞巴族不同部落所讲的方言，同属一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这一研究成果表明珞巴族的语言文化，与藏族和云南地区的众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印度某些学者所不愿看到的。他们有时候也讲述这些部落的共同点，即他们的社会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同，正如有位印度学者称：从喜玛拉雅山脊以南不远地方的洛希特、西昂，经苏班西里北部、延伸到卡门地区的东半部连成一条线，该线的南北两部分，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带，这条文化带的北面为西藏文化模式区域，南面为阿迪文化模式区域，换句话来说，麦克马洪线南北两边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这当然是合理的边界线了。我们从这里看到某些印度学者的良苦。我们撇开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不谈，依据我们收集的大量资料显示，散居在喜玛拉雅山地的上述各部落，除了义都、苏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外，其他众多的部落，尤其是人口较多的崩尼、德根、迦龙，巴达姆、民荣等部落，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社会文化和部落源流上，都属于同一的群体，我国称这些群体为“珞巴族”，是恰当的。这些部落，都称他们的祖先为阿巴达尼，各个部落的人也自称他们是阿巴达尼的子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能背诵数十代的谱系，还可一直追溯到他们最早的祖先阿巴达尼。正是这些阿巴达尼的子孙，长期以来在政治上与西藏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在语言系属和社会文化上还存在着割不断的关系，这些科学的考察成果，无疑是客观真实的反映。

在民间文学的收集和整理上，我们也同样显现优势。上面已经说到，早在1958年，印度学者维·埃尔温就出版了一本《东北边境特区的神话》，这本洋洋近500页的大书，有不少是流传于珞巴族各部落的文学作品，不过其中有不少内容近似，有着共同的母体，区别仅在于流行的部落不同，随着岁月的流逝，出现一些差异罢了。且这一神话集，绝大多数是集100多年来众多学者所收神话故事的大成，而维·埃尔温收集的故事数量不多。可我们在米林、墨脱、隆子等地的调查中，都收集到比较丰富的民间故事。刘芳贤在墨脱县达木村调查时，就收集到三十多个，以致笔记本都用光了。我们以自己收集的民间故事为基础，适当吸收了维·埃尔温集子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神话故事，汇编成《珞巴族门巴族民间故事选》，在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故事集在1996年，又编入十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大系〉丛书再版。这集子里的故事，正如书中前言指出的那样：“珞巴族的创世神话，富有其独特异采，很值得鉴赏。这些神话所显示出的古代珞巴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才能，对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和宗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在进行珞巴族的文学艺术调查中，还注意到国外学者所未涉及的诗歌、格言和谜语的收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数量尽管收集不多，但却闪烁着珞巴人的智慧结晶，如“藤子虽长，但不分枝；弓箭虽分，永在一起”这句格言，通过以藤和弓箭作比喻，形象地讲述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富有哲学意蕴。

在我们的喜玛拉雅山地的民族学调查中，还有一项颇感满意的调查成果，这就是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调查。一般人认为，像这样长期几乎与世隔绝的民族有何科技可言？即使是民族学家，有不少人对这些领域的调查研究也不怎么重视。只要我们看看业已出版的调查报告刊载这方面的内容异常缺乏就说明这一点。在我们编写的珞巴族调查报告中，涉及到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历法中的物候和月相密切配合，借以调整农时的调查成果，更是不可多得的例子。在涉及到医学的外科知识中，就有蛇毒、虫毒、箭毒治疗；出血、跌打损伤治疗；烧伤、烫伤治疗等众多方面的处方，像这样古老的医学知识，不仅是研究人类科技史的有用资料，并且对增进珞巴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更令我们兴奋的是像珞巴族这样一个视神灵为主宰人间一切事物、凡事均须求神问卜的民族，竟有如此丰富的医学知识，这对我们如何看待人类文化中这些相生相克的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都有一定的启迪，真是耐人寻味。

自我们的专著和调查报告发表后，一些专家学者所写的书评和信函，也同样说明我们的调查成果所具有的价值。如有学者称：我们描述墨脱珞巴人由于长期背运东西使用头背式，致使头骨上方下凹成一道沟痕，这解决了有些古墓里发现头骨下凹的考古之谜；一些学者称，在他们研究中国古代习俗时，认为应该有石头崇拜的现象，但翻遍古典文献均找不到，我们的调查报告里讲述珞巴族人立石为誓的具体资料，正为他们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例证，这是他们长期学术研究的苦苦探寻中所希冀发现的；有国外著名学者还来信称，你们的调查成果如此丰富，“是民族学上很大的贡献”。这尽管是溢美之辞，但也说明对我们学术活动的肯定。此外，图腾崇拜也是原始宗教研究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亦多有涉及。但有些论述中，往往只阐述人们对其崇拜的“图腾”的“敬畏”表现，而忽略其对“图腾”的“震慑”。我们的调查成果对此却作了新的补充。以珞巴族的虎崇拜为例，他们视虎为祖先阿巴达尼的兄弟，人们每遇到老虎，必须称呼为“伯伯”或“大哥”，不敢直称为“虎”。一旦误杀老虎，要花巨资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其用意有两个，一是奉献大量猪、牛祭品，慰籍虎的灵魂，求取宽恕；二是在巫师的率领下，全氏族的男子列队挥刀呐喊，驱赶虎的灵魂离开村庄，使它不敢前来害人。珞巴人对其崇拜的客体亦具震慑的一面，还可找到其他的例子。而这种信仰习俗，在世界各民族中我相信不是独无仅有的。这一实例，可以引起我们对“图腾”崇拜研究的思考。我们觉得，珞巴族的调查研究至今为止已经历20多年了，如果以这些调查成果为基础，与国内外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与探索，其学术价值定将进一步体现出来。

喜玛拉雅山地的民族学考察，是异常艰辛的，凡有此经历的人都切身感受到高山缺氧给身体造成的损害。记得1981年回京后，我的心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早搏现象，后经二年多的医治才逐渐有所好转。至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匮乏，交通的困难，泥石流的威胁，旱蚂蝗的为害，毒蚊的叮咬等艰难历程，我在《喜玛拉雅的寻觅》一书中已有较多的记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诚然，在我们的民族调查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憾，其中颇为严重的是我们调查地域的宽度不够，其覆盖仅仅占珞巴族住区的百分之一、二，难免会存在错漏与偏差。要对此予以补充和更正，我有时觉得，这些缺憾或许就是痼疾，要想痊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