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到各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学调查工作。那里美妙的山光景色，千姿百态的民俗风情，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业务能力，还体味到丰富多彩的人生，留下了多少充满风趣的回忆。

记得在风雨如晦的1976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民族所新组建的西藏民族考察队，内分社会历史、语言和摄影3个组。我们一行15人，离开了北京，奔向遥远的西藏高原。先后在紧邻印度的察隅、米林和墨脱等县边地，开展社会历史、语言和拍摄电影工作。

经过短短三个月的努力，我们摄影组在基本完成《僜人》的拍摄工作之后，又转赴米林县，开始拍摄《博呷尔部落的珞巴族》的电影资料片。年底，在完成预定的任务之后，我们决定回京整理所拍的样片，以备来年入藏补拍。

此时全国正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万众欢腾中，我们回京的心情更加迫切。然而当时历经浩劫的西藏，一时尚未恢复正常。我们所在的米林县比较偏僻，虽通公路但无班车，只有连日在县里等待和打听，指望找到顺路的汽车捎带一程。

这天已至中午，眼看着希望又将落空，我正待去食堂打饭时，忽听得不远处有汽车声响，忙跑出去看，只见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正在商店前卸货。两位年轻的藏族司机听了我的要求，特别是知道我们是来藏拍电影的，热情地爽快答应，但打着手势说着不连贯的汉语，大意是：“车不好，路又坏，天很冷，你们要坐就来。我们不能耽搁，马上就要开车，今天要赶回林芝。”我喜出望外，立即呼唤着同行的三人，将器材和行装扛上车，摇手向米林告别。

汽车掀起浓浓的灰尘，向开阔的山原驶去。迎面吹来凛冽的寒风，早把我们逼得卷缩在毫无遮拦的车厢内。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不断颠簸，但我们为能乘上车已很满足，因为只要今天能抵达川藏公路干线的林芝县，便可顺利地安排回拉萨和北京的旅程。

汽车沿着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北上，眼前涌来绵延起伏的空阔雪山，送来清新湿润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

突然车子嘎然停下，司机已钻到车下检修，大概毛病不小。我们围着车看，它委实太破旧了，车头无盖，车厢油污破烂，难怪爬坡时，像掉了牙的老牛吃力地喘个不停，所以只能在两县间的短途中勉强行驶。

我在车旁舒筋活骨，望着激烈奔腾的江水，尽情浏览高原壮丽的雪景。灿烂的阳光，贴在深蓝的晴空上，飘逸着一缕缕千姿百态的游云，环绕着雄伟的雪山冉冉而去。我凝思着，我们7个人主要调查僜人的情况和语言，边调查，边讨论，边补充，边写资料，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便基本完成任务。在此基础上，共同编写出拍摄要点。接着我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来的3位同志，深入现场，根据要点设计出一组组分镜头脚本，便选定场地和人物，按内容逐段复原开拍。两个月间便拍完了大部分镜头，既真实，又省时、省力、省钱，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我想，这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学调查和民族科学资料影片的拍摄，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在此项连续进行的调查和摄影工作中，我们广泛接触僜人群众。从他们历经的原始生活中，使我受到刻骨铭心的震撼。在茫茫的原始丛林之中，成群的僜人按不同族姓，依靠狩猎、采集和低下的原始游耕农业，取得难以保证的食物，维持着极端艰难的生活。在父系家族中，妇女处于被奴役地位，终生被男子用牛买来卖去。直到1970年止，党和政府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才把所有充满种种疑虑的僜人，从察隅县各地的山林中解救出来。在当地藏民的有力帮助下，搬进新建的木楼，脱下单薄的麻布衣服，第一次穿上御寒的衣裤，使用各种铁制工具，学会种植水稻、蔬菜和果类，开始了幸福的定居生活。为了拍摄过去的情况，我们在他们曾经生活的原址，搭建茅篷恢复原状，以反映他们的原始生产和生活习俗，生动地显现出人类早期童年的艰难。又着重体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僜人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对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很长时间过去了汽车仍未修好，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移，令人不由担心。在这空旷的山野，等车可不是滋味。我们熟悉高原特有的性格，它不分冬夏，白天睛空万里，强射的太阳暖和着大地，有时还酷热难当；但当太阳落山便气候骤变，风寒阵阵袭来，忽而雷电交加，或风雪弥漫冰冻封山。倘大雨如注便山洪暴发，不时垮山塌方，推动着硕大的泥石流不停下滑，倾刻就吞没了田地村庄，堵断了河流、山道。我们过去在途中曾多次遇到险情，只见成百辆过往汽车，像困住的长蛇动弹不得，经过一天，两天或几天，待工程兵开来修路的机车，日夜清障或另辟新路通车。所以有经验的旅人，都带够衣服和食物以防不测。好在我们都有一般的防寒设备，而且刚在盛产山果的丛林中，买到满兜满袋核桃，原想带回送亲友尝新，此刻正好掏出来，一边砸吃一边聊天，消磨等车的寂寞。

至傍晚车终于修好，司机看着天色安慰我们：“今晚准可到达林芝。”汽车又喘着粗气，在起伏的路上摇摇摆摆缓行。至转弯后进入一条狭窄的地段，只见左侧是耸立的大山，右侧是深邃的河谷，坑坑凹凹的路面把人摇得胆战心惊。随着天色暗淡，雾霭越浓，视线渐渐模糊不清，小心的司机已打开车灯照路。不料在一次激烈的摇摆时，突然车灯熄灭。下车检修的司机摊开手说：“坏了，车灯全被烧坏了”，这一下，把我们惊呆了，因车无灯不敢前行。

这里距林芝还有七八十里，距最近的村庄也有二三十里。显然我们不能扛着这么多行装步行，若等到天明行车，则非冻坏不可。面对严峻形势，我们不由聚集在同行的导演老鲁周围，他是我们中惟一的共产党员，还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经过众人反复思量，老鲁征求身旁的小王，“将碘钨灯拿出来为车照路，行吗？”小王惊叫道：“这怎么行！”原来电影厂领导考虑入藏拍片不易，特意破格配给当时较为珍贵的碘钨灯，供我们拍电影时照明使用，并专派小王负责操作管理。叮嘱认真保护节约使用。听小王说：“灯的寿命有限，每只仅能使用8分钟。现有的4只灯均已使用过半，且电池所剩不多。若过头使用，必将毁坏报废。”于是我们与司机细加核算，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一起冲出困境。

当即我们像临战的战士，高站在车厢前沿，待汽车发动时，小王高举起第一只灯，把路照得雪亮。路在车轮下急速流动，至第一只灯逐渐灭暗时，小王紧接举起第二只灯，在人们紧张的注视下，汽车在激烈摇摆中奔行，待第三、第四灯用尽时，车已走过很长的一段路程，但仍未脱离险境。

夜渐深了，山野一片漆黑，风寒更重。从眼前的困境中，我们都意识到，除了继续走，已别无选择。于是将各人的电筒收集起来，以集束的光为车照路。但光束太弱，更担心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便都下车，走在车前打开电筒，汽车就在我们围护引导下，一步一步向前移动。在艰难的跋涉中，紧张的心绪早已驱除了饥寒困倦，不知走过了多少路，时间已在缓缓流过，直至夜里10点，终于越出了险路。

当走上坦平的路时，距最近的村庄已经不远。我们虽累得汗流浃背，但步伐较前加快，继续领着汽车大步朝前。猛然间见远处山下，闪现出一丝光亮时隐时现，司机喊道：“快到了，那是驻守大桥的兵营。”我们禁不住高兴的喊叫起来，决定到村庄后，派人向解放军求援。

当车停在村外路上，司机便拉着我的手，向光亮处奔去。我想着自入藏以来，尤其在边地工作的日日夜夜，我们不仅吃住在当地兵营，获得了极大便利，凡到情况复杂或危险地段，总有解放军保护我们出行。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军是我们贴心的亲人”。我在灯光下走进了兵营的大门，壁上的钟正指向夜十二点。

只见一位荷枪守卫的战士，转瞬便引着披衣而来的连长，看我送上的证件听我陈述，便绽开笑容捧来满杯开水。不多寒喧，立即唤人开来一辆解放牌的军用卡车。送我上车时说：“这里距林芝县要走一个多小时。”转身向揉着睡眼的驾驶员叮嘱：“夜里难走，开车要小心，将北京来的客人安全送到，快去快回。”我摇手握别时，心里漾起对解放军的敬意。

汽车转眼就开至村前，装上人和行装，旋即告别热情的藏族司机启行。我们倒在挡风蔽寒的车篷内，心情一旦放松，所有的疲乏困倦一起涌来，任车左右摇摆或把人高高抛起，休能把我们从熟睡中惊醒。

仿佛不多一会，有人推着我说，“到了”；我张目外看，汽车已停在灯光耀眼的招待所院内。我似醒非醒地扛着行装入屋，便一头栽在床上和衣入睡，忘却了向开车的驾驶兵道谢。尔后每当回忆起这夜空下艰难有趣的行程，久久浮起我对西藏强烈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