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从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直接分配到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工作。它是今天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历史研究室主任由科学分院筹委会副主任谷苞兼任，他还是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副组长之一。这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

谷苞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他们在和田县夏合勒克乡的调查记录整理成单行材料。我将这些调查记录，接照被调查人的叙述口气，做一系统整理，从中获得许多有关新疆维吾尔族农村社会的感性知识。整理这些个案材料，无形中成为我科研工作的见习阶段。

第二年，即1958年，领导上安排我们去察布查尔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才是我独立工作的起点。组长是萧育民，我大学里的同班同学。调查提纲是萧育民在谷苞的指导下，参照谷苞拟定的新疆调查组统一纲草拟的。同行的还有黄治国，他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维吾尔语系，上一年参加和田调查，在调查方法上是我们的带路人。

除了查阅一些文献资料以外，我们还陆续拜访了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一些锡伯族同志，其中有号称俄文活字典的语文学院萨拉春教授和公安厅副厅长舒慕同。他们父子二人向我们介绍了锡伯族人民从东北西迁新疆和在新疆从事屯垦戍边的大致情况，还介绍了一些锡伯族的风俗习惯。舒副厅长说，锡伯族在伊犁还保留着许多原先东北的传统习惯，当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风习，汉族干部到那里是会习惯的。我们说，我们都没有出过山海关，却都出了玉门关了。舒副厅长的一席话使我们产生了亲切感，增强了搞好这次调查的信心。

当时全国都处在“大跃进”的氛围之中，任何工作都是“紧锣密鼓”似的，恨不得一步就上五六个台阶。“边设计、边施工”等宣传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头脑搞得很不冷静。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恰恰就是冷静的头脑。我们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出发。听人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富。关于前半句，我们已有体会，4天火车、5天汽车，才使我们从渤海边上的天津到达天山脚上的乌鲁木齐，而其中一半时间是在新疆境内度过的。这后半句正等待着我们去体验呢！

当我们自以为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向领导提出了去伊犁的请求。行前到科学分院筹委会另一副主任乌依古尔·沙依然的家里，向他讨教了下乡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刚从北京回来，家里有几位客人。他将我们带到饭厅，简单地嘱咐我们几句话：做调查必须实事求是，切忌随意主观想象。我们不便久坐，就起身告辞了。

我们到财务科领了出差费，买了长途汽车票，出发上路了。那时出差可不像现在这样轻松，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些。尽管是大热天，我们每人都带着皮大衣，扛着铺盖卷，提着脸盆，背着水壶和干粮，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院里用汽车送我们到碾子沟长途汽车站。上一年来乌鲁木齐和这次去伊犁，坐的都是大卡车，人就坐在行李卷上面，滋味自然不好受。经过两天半的旅程，到达伊宁市。出站后守着一堆行李，黄治国去找住所。不远处有几十个人也守着一堆行李，一打听知道他们是等着回国的苏侨。我们住进了新建成不久的伊犁饭店，三人一间，尚有一空床，服务员答应尽可能不给我们进人，让我们放行李。我们自然非常感谢。

在伊宁市，我们拜访了来新疆进行考古调查的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老教授和他的助手们。后来也见到了谷苞和他陪同的从北京来访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院长问知我是浙江人之后，对我说，伊犁的气候真好，同我们的老家差不多。他打开了手提皮箱，让我们看他带来的丝棉袄，说这完全是多余的了。竺院长是研究古气象学的权威，这也算是三句不离本行了。皮箱里还有一只硕大的伊犁苹果，说要带回北京去让大家观赏。这么大的苹果也实在是少见。两位院长第二天就上飞机回乌鲁木齐了。伊宁虽然是边城，内地专家学者来访的还是不少。

我们在伊宁住了些日子，主要是在自治州档案棺里查阅和摘录一些有关资料。然后到“锡伯店”联系去察布查尔的马车。那是一家车马店，凡是察布查尔或其他地方锡伯族人赶着车马来，就在这里喂马料和存车。要联系去察布查尔的马车，也都得到那里去才行。

这时正是8月上旬，当我们乘坐的“六根棍”（新疆对一种俄式四轮轻便马车的称呼）到达伊犁河边时，只见一条咆哮的大河夹着山洪横亘在眼前。等待过河约有200来人，只有一条小木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上十来个人。船到河中心便被激流顺水冲下三五十米，船工们奋力划桨使船脱离激流驶向对岸；对岸还有几道河叉，又不见有车马。我们与别人交谈起来。他们得知我们是第一次过伊犁河，就告诉我们说：发洪水了，架在河两岸的纲索卸下来了，否则有渡船，借助水流的力量可以很方便地过河，连大卡车都可以过去。我想象不出这能上大卡车的渡船究竟是什么样子。过了几天听说渡船通了，我们才过了河到达察布查尔县城，即现在的察布查尔镇。当然，这样的渡船我是第一回见。它是一种双体木船，用钢杆和滑轮同固定在两岸的纲索相连，利用水流的冲力推动船体沿着钢索前行。这以后还多次渡过伊犁河，都还算顺利。只是有一次赶上开春，河水中夹着巨大的冰决，渡船也不通。伊犁人民盼望修桥，当时就听说桥址已经选好，大概就是现在伊犁河大桥屹立的地方。

察布查尔县城很小，一条大路从东到西横穿县城，路北是锡伯中学，路南有一条小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便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段了。我们下榻在路南县政府的招待所。招待所有4间土坯房，两大两小。我们3人住一小间，4只木板床，沿墙放了一圈。县上干部给我们搬来了2只桌子、3只椅子，屋子就被占满了；门边一小块地方，到了冬天就是安放铁皮火炉之处。这就是我们的住所和工作间，我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半年多时间。附近有汉餐和清真餐两家饭馆，在那里轮流就餐，可以换换口味。让我受不了的是那红辣椒，菜里不见多少，却其辣无比，只得请求大师傅在下辣子前将我的一份先盛出来。西瓜下来了，那是察布查尔渠水浇灌的瓜，叫“察地瓜”，当地名产，行销伊犁地区。比篮球还大一圈的瓜，4角钱一个。我们直喊便宜，当地人说比上年贵了一倍。边吃西瓜边吃馕，也是美餐。

招待所后面便是一口水井，是每天必须光顾之处；拐个弯便是新华书店，也是经常来访的，有时还驻足读上一回。不远处有露天电影放映场，2角钱门票，倒是看了一些在乌鲁木齐没顾得上看的电影。有个俱乐部，业余剧团偶尔演出京剧。某日贴出海报，维吾尔族票友达吾提出演。我不懂京剧，也不管什么戏，慕名购票前往。只听得后台一声大喝，一员武将杀奔出来，站立稳当，已在舞台上面了；掌声大起。过街往西是贸易公司门市部，从服装刀斧到文具糖果都有，门面比书店大得多。没有公共澡堂，因公去伊宁时，洗澡是头等重要的私事。《新疆日报》隔三差五来一次，可供我们看半天。稍暇时也出城去走走，或者爬上2米来高旧城的残垣。西门豁口外笔直大路尽头处圆圆的落日，映着晚霞，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生活是单调的，却不觉得乏味，可能是工作太忙的缘故。偶尔可以见到一些记者来县上采访，记得有新华社的谈风、李一方，有新疆日报社的白炎、薛启霞，见得最多的是伊犁日报社的高品湖。有趣的是某天来了一位驻社干部，说“丰产方”里的亩产量算出来了，列不出算式，写不成报告。我听他讲了一遍，帮他列出了算式。他满意地走了，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问号。原来所谓丰产方是长得最密、最好的1平方米，单收单割、单独计算，然后放大成“亩产量”。有一天早晨，县上干部来叫我们，说是成立人民公社了，还不快去照相。我们跟着他走到一处林子里，百十来人席地分散而坐，差不多快结束了。我觉得气氛并不热烈，不像报纸上报导的其他地方成立公社时那般热烈。1959年春节是在伊宁过的，同伊犁、博尔塔拉等组人马聚集在自治州的招待所，很是热闹。州上给的票，在农四师新建的剧场看了一场慰问演出；散场后走在街上，居然有舞龙灯和踩高跷的。

我们的工作是在县长郭基南的关照下进行的。当我们第一次去办公室拜访他时，他就告诉我们，谷苞已经给他写了信了，他一直在等我们。郭县长对于党和政府派人来调查锡伯族的社会历史非常感动，给了我们许多鼓励。在郭县长的安排下，抽调了锡伯中学的老师韩练善、文化馆干部塔琴台协助我们工作；安排2名中学毕业而未能升学和就业的学生，一名叫金凤、另一名叫郭淑清，帮助我们干一些抄写工作。他还将我们介绍给县政协副主席管兴才。

管兴才老先生熟悉历史掌故、了解当地的耆老和他们手中有无祖传的手抄本资料。承蒙管老的指点，我们的调查访问极少落空；借到的一些锡伯文古籍手稿，拿给管老阅看，具有参考价值的，如《伊犁略志》、《惠远来书》等史料，他亲自译成汉文。他接照锡伯文书写习惯，从左到右直行书写，一手钢笔蝇头小楷别具特色。

管老先生成了我们调查组的义务顾问和老师。他多次踱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他告诉我们，锡伯族姓管的就他一家，本来姓关，因为当过“笔贴式”，人们戏称他为“关老爷”。《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在满族、锡伯族人民中甚有威名，尊称关老爷。为了避讳，他才改关姓为管姓。

我们向管老请教了“察布查尔”一名的来历。他认为这并非锡伯语，也不是人们所说的“粮仓”之意。这使我们很惊讶，因为书上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这是蒙古语，察布查尔渠在嘉庆年间开挖时就叫锡伯渠，龙口在察布查尔山，后来才叫察布查尔渠。此后我倒留心这个问题，不少锡伯族知识分子赞同他的看法。我也请教过几位蒙古族同志，他们说察布查尔是峭壁的意思，以此作地名的地方不少。地名学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学问。

我们也到政协去拜访过管老。有一次去时正好碰上他们在学习。只见管老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嘴里念出来的却是锡伯语译文。如此熟练地掌握双语，使我这个初到新疆的人十分惊异和佩服。

除了在县城所在地进行调查外，我们还去过头三牛录。同去的有韩练善和塔琴台。此行坐的是两匹马拉的“槽子车”，行走速度慢，车身长，可上一二十人。刚上路时，可听得有锡伯、维吾尔、哈萨克和汉语各种不同的谈话声；后来只听得哈萨克语一种，还伴随着爽朗的笑声。韩练善，锡伯族人称他“练师傅”，他对我们说，是在跟两位哈萨克小媳妇开玩笑，哈萨克人是很喜欢逗乐开玩笑的！

练师傅年龄较大，架着深度近视镜，衣着整洁，一付为人师表模样，但为人随和，到处有人向他行礼。塔琴台比较活跃，是本地人，这次出来，一切由他操办。他从文化馆里借来戏装，让我们拍摄锡伯族新郞新娘的服饰装扮。我们笑问他当了几回“新郎”了？他说，数不清了。

头三牛录离边境不远，那是两个村子，中间隔了一条金泉（锡伯语叫“爱新设里”），后来的金泉公社就建在这里。一谈起边境，锡伯族人民的嗓门就提高了：过去离边境骑马要走十来天，现在几个钟头就出了国了。这反映了锡伯族人民对沙皇俄国蚕食我国领土的强烈愤慨。伊犁河以南一大片地方，200多年来一直由锡伯族军民戍守开垦，对于自己用血汗浇灌的土地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国家衰弱便会遭到强邻的欺侮。我们只能将愤慨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强大边防的动力，才能防止历史屈辱的重演。

从头三牛录返回县城的途中，我们在四牛录的喇嘛庙看了看。该庙年久失修、风烛残年，亦不见香火供奉，但是它依然站立在那里，似乎在期盼着人们去给以照料。回到县城（六牛录）之后，我们又去了二牛录。清代嘉庆年间察布尔大渠凿成后，锡伯营八个牛录陆续从伊犁河南岸向南迁至大渠北岸，各牛录一般是由西向东按顺序分布的，独有二牛录排在八牛录以东。我们仍然借住在老乡家里。房主家的屋子保持着老传统，正面是堂屋，两边是厢房，木格子窗户上糊着桑皮纸。窗户中间有两个手掌大的地方镶着一块玻璃，透过它，坐在炕床上可以望见院子里的一切，室内也可以增加一点亮光。但在县城和头三牛录就不一样了。那里的房屋一般都用玻璃窗，有的还仿照俄国式样，室内砌有毛炉，以备冬季取暖。烧毛炉很费煤火，人们还是另架铁皮炉子取暖。

伊宁市也有不少锡伯族人民，我们也曾去做过调查。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叫穆精阿，也帮过我们翻译过一些资料，有一天突然西装笔挺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是顺道来访，并问可否借点钱。那几天我们正巧在等汇款，便如实相告，并表示歉意。他走了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他可能是来要翻译费的。调查组没有有关规定，后来去伊宁时，买了半块茯茶、两包苏联方块糖送去，权充“笔润”。工作结束回单位报销时，科长说这是不允许的，考虑到我们才参加工作不久，不懂财务制度，这一次就给报了，下不为例。

走得最远的一次是到了霍城县锡伯族聚居的伊车嘎善民族乡。那里有一所公社食堂，一天三餐除了馕和茶水之外没有别的吃喝，早晨可以算是奶茶，其实一大锅茶里只放一碗牛奶。在那里我第一次骑了马。马有点欺生，驮着我只管往它主人家的院子里走，根本不管我怎样勒缰绳或打马鞭。这使得带我去调查的锡伯族干部哈哈大笑。最后是他们牵着我的坐骑走出了村子，才使我摆脱了窘境。下午返回时，这匹忠于主人的马跑得很快，显然还是不肯听从我的指挥。同行的人嘱咐我不要害怕，要骑稳当保持重心，脚踩马蹬不要太深；同时又策马赶到我前面，压住阵脚，没有使它继续奔跑。他们见我穿着皮鞋，还告诉我说，骑马只要脚不套蹬，不会有危险，所以最好穿马靴；万一套了蹬，脚可以从靴子里脱出来。锡伯族干部传授给我的骑马教程，后来在哈萨克牧区搞调查时派上了大用场。

经过这一次调查，我们对于锡伯族人民自清朝乾隆年间迁来新疆的200来年的发展变化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我从霍城返回察布查尔之后，调查组里增加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在东北锡伯族地区做了调查后，来同我们汇合的陆国俊。

我们相互介绍了情况。从东北与新疆两地不同环境中的锡伯族社会状况来看，新疆的锡伯族人民中保留着更多的老传统、老习惯、老风俗，至少还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尽管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汉文水平很高，还懂得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锡伯语毕竟是全民族的通用语文。伊宁市的锡伯族人数不多，主要使用汉语文，年轻人会说锡伯语，却不一定都认识锡伯文。霍城县的锡伯族干部锡伯语、汉语、哈萨克语都说得很好；由于当地只有哈萨克族学校，接受了哈萨克文教育，只能读写哈萨克文。东北就不同了，全都使用汉语文。我想这大概同两地锡伯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东北的锡伯族同满、汉等族人民习俗宗教都比较接近，相互之间共同性的东西多，在长期交往中走上了同满族相同的道路，即采用汉语文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新疆的锡伯族周围则是宗教习俗很不相同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他们相互学习，但是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和风习。当然，东北锡伯族居住得不如新疆锡伯族那祥集中，难以维系一个独自的社会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倒使我想起郭县长的话来了。有一次，郭基南县长告诉我们，1954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时报纸和电台都做了报导。东北的锡伯族人民知道后感到惊奇和兴奋。他们给郭县长写了信，要求派人来新疆学习锡伯文。郭县长回信婉言劝阻了。他对我们说，语言只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不用说将来世界太同，就像现在，汉语即使不叫做国语，我们也应该以汉语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懂得了汉语可以走遍全国，可以学习各种知识。当然，锡伯语文也应该保留，也应该有人来学习继承。北京故宫里有一批满文档案，锡伯人去看就没有太大的困难，别的民族就得从头学起，困难就多了。东北的锡伯人民既然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而使用了汉语汉文，这没有什么不好，派人来专门学习锡伯文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该学习的东西很多，何必把有限的精力花在这上面呢？

在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就着手拟定提纲，动手编写《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和《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了。这对于我们这几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有很大困难。这也不只我们一个组如此。调查组领导也知道这一情况，担任新疆组组长的冯家升教授和副组长侯方若主任，都是从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来的，按日程表的安排，驱车来到察布查尔检查和指导我们的工作。

对于冯教授一行的到来，县领导在小饭馆里设宴洗尘，我们是陪客。那时正是初冬时节，白天化雪道路泥泞，晚上冻冰。冯老肚里有酒，出门后踩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有些不稳。我们立即上前搀扶。他笑着说，到处是戈壁滩，烂泥地冻成冰也成了戈壁滩了！

我们没有忘记向冯老求教。在1956年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的论文，是维吾尔族著名政治活动家包尔汉和冯老二人共同署名的。文章认为西伯亚利一名同我国历史上的鲜卑有密切关系。而清代以来直到现在有不少人认为锡伯就是鲜卑的后裔。我们正在调查锡伯族的历史，就向冯老请教能不能说鲜卑人是锡伯族的族源或直系祖先？没等我们把话说完，冯老就说，这篇文章并不代表他的观点；是包老写了文章要他提意见，他按照包老的思路和观点提供了一些汉文史料，发表时包老未经他同意，就署了两人的名字。他这么一说，我们不便于继续再问。看来这也是实话，冯老生前亲自编定的《冯家升论著集粹》，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就没有收录这篇文章。

继冯老等人莅临指导之后，伊犁附近各组又在伊宁市集中。在侯主任的主持下共同研讨了如何编写的问题。动手早的一些组还拿出一部分初稿，让大家评头论足。经过这样的讨论，大家心里似乎稍微有了些底。讨论会结束之后，各组就回去着手编写了。一方面是“大跃进”的气氛，每天苦干十来个小时，不将那一壶灯油熬干是谁也不肯上床睡觉的。总之，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全都用在“爬格子”上面了，既没有休息日，也没有亲朋好友来访和需要拜访。另一方面又是年少气盛，严格地说是不知天高地厚。总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将资料汇总在一起，按照编写大纲的要求完成初稿。请县上组织人力打字和刻印，我们自己也动手帮忙刻些蜡纸。初稿油印出来后，黄治国暂时留下分头征求县上各级领导的意见。

1959年2月，我返回乌鲁木齐。县上有“六根棍”赴伊宁，我搭了便车，到伊宁买好了返回乌鲁木齐的车票。事先约定的三轮车过了半小时还不到。我怕误车，将我的同学、伊犁组的李炳东从床上叫起来，帮我拿背包，我扛着行李卷，一路快步赶到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都换成大客车了，人已上车落座，车顶上还在绑行李。我将行李递上去后，便进入车厢坐在最后一排。过了乌苏，司机催大家上车赶路，过玛纳斯后还继续夜行。我迷迷糊糊打瞌睡，脑袋老是碰在前排坐椅的靠背上；汽车颠簸时，差点将眼镜片磕碎，于是睡意全消。车在夜色中行进，到达终点时已过了午夜。我随着多数乘客进了候车大厅，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面，眼睁睁地熬到天亮。

从社会调查的程序来看，我们少了一道重要的环节，即没有写出各地的综合调查报告，也没有整理出被访问者的个案材料。这是由我们犯的、却是不能由我们负责的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这给后来初稿的修改和补充调查都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一味强调快，想要寻觅捷径或是自以为发现和找到了什么捷径，最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各调查组都先后交出了初稿，陆陆续续都从南北疆各地回到了乌鲁木齐。调查组在自治区党校借了一层宿舍楼，大家集中住在里面。这倒也热闹得很，仿佛又回到了大学生活的年代。

这一阶段的工作相当乏味。天天坐下来讨论书稿，一本接一本，越讨论越觉得可笑。除了史的部分之外，志的部分都是大同小异，只要把地名、族名、人名换一换，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于是又回过头来讨论民族史和民族志该不该有特色，怎样才能写出特色。讨论的结果是调查不够深入，抓不住民族和地方的特点，需要作补充调查。而在此之前却又将能反映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材料斥为“猎取奇风异俗”，是资产阶级民族观在学术研究上的表现。我们把握不住这两者之间的分寸，左右为难。这次会议上，进行第二次察布查尔之行就定下来了。

这次西行与上次不同，主要任务只是修改《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这是地方上的任务，考虑到各地的实际困难，仍由我们来承担。而《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按当年“大跃进”时的特殊作法，用“流水作业”法交给别人去修改了。我们只是根据讨论会的决定性意见去做补充调查。人员也有变动，陆国俊是在校学生，已返校读书，萧育民、黄治国另有重任没有同行。调查组另派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张锡彤带队，还有刘伯鉴、王守礼和我四人。大家乘坐长途客车前往，途经赛里木湖和果子沟时，司机多停了一会儿，使我们有时间多拍几张照片。赛里木湖深蓝色的湖水和山上挺立的云杉，果子沟的林木和溪水，以及各种鸟类的鸣叫声，令人心旷神怡。前些年有幸重走果子沟，却已找不到记忆中当年的美景了。

调查组领导吩咐，两星期完成任务，速去速回。张教授毕竟比我们沉着稳重，说既来之则安之，以搞好补充调查、改好书稿算完成任务。两星期完成任务，我也没有信心，作好了住它两个月的准备，便带足了深秋初冬的衣装。这也是亲身经历所得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教训。上一年赴察布查尔，没有料到会在那里过冬，棉衣棉裤都没带，虽然带了皮大衣，那只是怕车在路上抛锚，遇到寒流降临，不敢出门，一个劲儿往铁皮炉子里加煤。吃一堑、长一智，我抱定“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宗旨，把衣服带够。但是由于油印所需的时间估计不足，到我最后一个离开察布查尔时，还是冻得很狼狈，幸好没有遇上寒流。

第二次察布查尔调查，我们住在县委院子里，2人一间屋子，宽敞舒服得多了。同张教授在一起，得以聆听他的治学经验之谈，受益不浅。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起他年轻时是如何发奋读书，终于在高等学府站住脚跟的往事。话虽不多，但是给我的影响很深，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敢忘怀。

两次前往察布查尔，我总想去一趟海努克。清初，蒙古准噶尔部雄据伊犁，在伊犁河两岸的固勒扎（今伊宁市）和海努克建筑金顶寺和银顶寺各一座，以后都毁于战火。县委财贸部摆着一尊20多厘米高的佛象，据说是供销社从海努克收集来的。这尊佛像显得那样清癯，与我故乡杭州佛庙里看惯了的佛像造型迥异，极想去考察一番，最后都因太忙和交通不便而没有成行，实在遗憾！

建国十周年大庆时，只有我一个人尚留在察布查尔，张教授等人已陆续回去了。县上各单位在清真饭馆会餐，我也被邀去饱餐了一顿。遇见一位大个子，是金泉公社的，刚从伊宁回来。公社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使用，因为是全县、全专区的惟一的一台，叫他开到自治州的展览会上展览去了。说完，他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

12月，我告别了前后生活了一年的察布查尔，带着新的油印稿回到乌鲁木齐，也告别了历史调查组。这一年，科学分院新到了许多从北京中科院来的下放干部，力量增强了，自身的科研任务不少。我们都陆续返回本单位工作。

这两套书的命运都不好。首先是“浮夸风”，许多统计数字真真假假，谁都不敢信，谁都不敢用。后来印成内部版在小范围内发行，新疆的几册我还凑不齐。“文革”结束之后，国家及自治区民委重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安排人力，在原有书稿的基础上重写了各少数民族简史，如今早已陆续出齐。各少数民族简志合并成一册《中国少数民族》，另外还有少数民族语言志等。

我难以忘却当初从事科研工作起步的察布查尔调查。我更珍惜能到社会的广阔学校里去闯荡、学习和增长才干的机会。

将近40年过去了，人事沧桑。许多人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离开了新疆、离开了人间。愿作古的前辈和同仁，长眠安息！祝健在的前辈和同仁，康乐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