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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9年10月～1963年12月在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在这四年多时间里，我主要搞图书资料工作，同时也参加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当时，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住在自治区政协大楼二层楼上，我们调查组的资料室规模不算大，但却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资料室，图书资料大部分是汉文、民族文字历史资料，只有少部分是工具书及其他书籍。记得当时搞资料工作的主要是我，另外还有李玉堃同志。李玉堃同志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他工作积极，待人热情，他教我怎样搞图书档案资料工作，我们一起将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学术档案材料整理好，存档。同时我也学会了图书分类、贴标签、编号、登记、上架等工作。并建立了严格的图书资料借阅制度，一般图书资料限期一个月归还，珍贵图书资料和工具书一般不外借，只能在资料室参阅，特殊情况需要借阅者，限期一周之内归还资料室。同时，还搞了剪贴《新疆日报》的工作，主要剪贴有关新疆的报道，并分类剪贴。如分：工业、农业、牧业、商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科技、历史、考古、风俗习惯、宗教等大类。一个大类装订一册，这样，使用起来很方便。
我在历史调查组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了不少历史书籍和历史资料。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中国通史》、《中国少数民族简介》等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内部历史资料。如：《伊米德史》、《热西德史》、《安宁史》、柯尔克孜族的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等等。我都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
到历史调查组后，我也认识了不少专家、教授和历史专业工作者。如：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组长冯家升教授、副组长侯方若、谷苞。我第一次见到冯家升教授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教授。后来我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同学们那里得知，冯家升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于美国。在历史调查组里，我觉得所有的学术工作都是由冯家升教授领导的，他对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也很关心，有空常来转转。我第一次见到侯方若同志的时候，他大约四十五、六岁，他即有长者的风度，又有领导者的派头，在我的印象里，历史调查组的全面工作，特别是全部史、志和概况的讨论和定稿工作都是由他领导的。大家都叫他侯主任，所以我也称他侯主任，但是，我一直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称他为侯主任。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据说在讨论史志和概况的时候，他有时一天开四本书的座谈会，但是，他都能记住上一次讨论的时候，在那里停下来，现在从那里开始。在历史调查组里来自各个学校的大学生，都非常尊重他，并且背地里亲切地称他为“侯爷”。据同学们讲，侯方若原本是学美术专业的，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党组织，投身于革命事业。后来回国，参加八路军，转战华北平原，从事对日军的策反工作。解放初期，曾任通县的县委书记，后来调中央党校任教，又怎么到了民族研究所，我就不知道了。侯方若对我十分关心。他是一位严以律已，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每一个同志的好带头人，每次外出割麦子，他都亲自参加，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张锡彤教授、罗致平教授、程溯洛、郭平梁、王治来、汤永才、定正清、李征等同志。定正清同志（回族）是历史调查组的秘书，冯家升教授的助手。定正清同志精明能干，能说会道，他经常爱说笑话，使听者捧腹大笑，他自己却不笑。他为历史调查组作了大量的工作。还有杜荣坤、肖之兴、徐伯夫等同志。另外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如：郭蕴华（中央民族学院学生），她待人和气，年龄比我们大，我们都亲切地称她郭大组。刘永谦（办公室负责人）、李燕萍（回族会计）、林玉英、朱美珍（打字员）、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有伊敏吐尔逊（维吾尔族）、马木提（维吾尔族）、明来提汗（哈萨克族）、毛来提汗（哈萨克族）。还有赛以德（维吾尔族）、安尼瓦尔（柯尔克孜族）、达侃（哈萨克族）、阿布里米提（维吾尔族）、帕坦木（维吾尔族）等同志。还有一批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的大学教师和实习生。如刘伯鉴、陈桂兰（满族）、陈诺（以上为教师）、刘志霄、赵德安、王秀文、周用宜、罗庶长（壮族）、王纯祥、马贤能（回族）、霍日格（蒙古族）等同志。另外还有编写地方概况的同志。如：石实、肖夫（锡伯族）、常胜（锡伯族）、沙砚卿、穆宗尧、吕公修等同志。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冯达、干部赵绍华、何立其（柯尔克孜族）等同志。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是由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回、塔吉克、蒙古、锡伯、塔嗒尔、满、壮等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团结的集体编写组，他们为了编写少数民族的“三套丛书”（即“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不辞万里，从四面八方来到祖国的西部边陲——新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团结、战斗在这里。
在和这些作者接触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些可敬的老专家、老教授，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夏天，他们废寝忘食，孜孜不卷地编写着，他们为了编写“三套丛书”，翻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他们不仅翻遍了本组的图书资料，而且，我还为他们借阅了自治区政协资料室、自治区图书馆的图书报刊资料。
他们冬天在组里工作，夏天为了避暑、安静，后来他们搬到下野地“贵宾馆”编写，我也为他们把资料送到“贵宾馆”，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服务员小张同志。
1960年春节除夕，全体历史调查组的同志应邀参加了在“贵宾馆”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和我妹妹也应邀参加了联欢晚会，联欢晚会上由自治区歌舞话剧院的乐队伴奏，我用维吾尔语演唱了一首维吾尔族歌曲《解放了的时代》，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提起这首歌，使我想起，也是在历史调查组的时候，由历史调查组的共青团支部，组织全体团员到自治区干部疗养院，慰问那里的伤病员，中央民族学院的马贤能同学（男）为伤病员演唱了一首歌，歌名叫《蝶恋花·答李淑一》，马贤能把这首歌的音起得太高了，没唱完，就唱不下去了。接着我用维吾尔语演唱了维吾尔族歌曲《解放了的时代》，很成功，受到伤病员们的热烈欢迎。当我演唱完走到大厅门口时，没想到，在那等候的却是我1951年同时参加工作的回族姑娘马翠秀，她高兴地祝贺我演出成功。我也为我的歌声能使这位切除了一个肾的老同学、老同事高兴而感到欣慰。
当我看到那些实习生为了编写书里的某一章来到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受他们的影响，我也萌发了想写点什么的念头。
1961年3月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所有能参加社会历史调查的人员，都下去参加了这次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我也幸运的参加了。被编在维吾尔族历史调查分组，记得当时还有哈萨克族分组、塔吉克族分组、柯尔克孜族分组，塔塔尔族分组、锡伯族分组、蒙古、满、回族分组、自治区概况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组等九个分组。
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分组，由定正清任组长，阿布里米提和我三人组成。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写出了调查、编写大纲，赴南疆和田，主要进行有关维吾尔族历史和现况的调查，主要地点是和田地区墨玉县猛进公社的“夏合勒克乡”。
猛进公社是和田地区墨玉县规模最大的公社，人口有三万多，这里原来是一个封建庄园。
那时正在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实习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实习生刘志霄同志受侯方若和冯家升教授的委托编写了一部历史科教片，片名叫《夏合勒克乡的封建庄园》，记得60年代，这部科教片，曾在自治区展览馆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放映过，后来，这部珍贵的科教片被送往北京，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里。
原来的夏合勒克乡是个封建庄园，现在变化得怎么样了，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去和田的。
我们于1961年3月份出发了，3月的天气正值大地回春，鸟语花香的季节，所到之处杏花、果花香飘万里，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由定正清、阿布里米提和我三人组成的维吾尔族分组，当时乘坐的长途汽车是大卡车，上面是用帆布搭起的棚子，把每个人的行李放在车厢里，我们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那时，坐这样的长途客车去喀什需要走五天，再走三天的路程，才到达和田。
和田的自然情况是这样的，和田专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南边缘，东接库尔勒专区且末县，西与叶尔羌河流域为邻，西南以喀拉昆仑山与克什米尔为界，南隔昆仑山脉与我国西藏相连。和田专区包括皮山、墨玉、和田、洛浦、策勒、于田、民丰七县，总面积为210，000平方公里，现有耕地仅占总面积的1.5%左右，其余均为荒漠的沙漠戈壁和丘陵山地。
和田地区，风沙很大，出门在外要经常带上风镜，尽管如此，我们三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半年多。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当年猛进公社的书记罗平同志（现任墨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及其夫人郑晓慧同志，还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各族农民和教职员。如：五管理区的阿瓦汗，还有听说我要离开和田返回乌市，跑着赶来给我送来一包葡萄干的小姑娘主玛，当时，我不要，但她一定要我收下。还有许多许多……但遗憾的是名字都记不清了。如：两位维吾尔族妇女听说我要回乌鲁木齐了，她们说：“你别走，你走了，我们会想你的。”罗平书记把我们三人安排住在公社办公室里，后来我和郑晓慧成了好朋友，她经常请我到她家做客，并送给我他们一家三口的一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有一次她请我帮她的忙，做了一次非常好吃的凉拌粉皮。我离开和田时，她送我一顶她自己亲手绣制的和田小花帽。她是一位汉族妇女，和维吾尔族百姓长期居住生活在一起，她学会了绣制维吾尔族的小花帽，我觉得她真不简单，心灵手巧，我也非常喜欢这顶小花帽，年轻时，高兴了还戴一戴，一直保存到现在。我认为这也是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所结出的硕果，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我们组长定正清同志的任务是编写，我和阿布里米提的任务是调查。和田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地区。我懂点维吾尔文、维吾尔语，那时我还年轻，二十来岁，现在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回忆起当年，感到十分有趣。我可以独自一人下去搞调查。我和阿布里米提每天分头下去调查，记得我调查了猛进公社的学校、医院、食堂、托儿所等。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大队卫生员。她是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她的月工资只有8元钱，但她房屋的墙上却挂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一顶和田小花帽（当时和田一顶小花帽价值19元），她不仅是一位勤俭持家的能手，而且是搞家庭副业的典范，她走上一条致富之路。可以看得出，她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她翻了身，不像以前封建庄园的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做牛做马，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她不再是以前的奴隶，她翻身得解放，过上了独立自主的新生活，是国家的主人了。
我们每天进行调查之后，就要写出调查报告，交给定正清同志。虽然当时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和田吃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玉米面，但是，这里的当地人都已吃习惯了，我们也慢慢地习惯了。每天吃的是玉米面的“扎格尔”粮，玉米面的糊糊，维语叫“吾麻希”，有时吃“熊古特麻克”
和田有许多特产，有缫丝厂纺织女工织出五颜六色的“艾提来斯”绸子。有闻名中外的和田玉石，和田毯，都十分好看，是旅游者的抢手货。这里有核桃，农民几乎家家都有核桃树。还有大田里种出的有核的红葡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田地种的葡萄。北疆的葡萄是需要搭架的，而和田产的这种有核的红葡萄不需要搭架，而且长的不高，就像土豆、西红柿株棵那么高，它可以大面积的种植、生产。据说产量还很高，价格也便宜。这里还有大白桑葚，据说和田的大白桑葚可以当饭吃。可以吃饱肚皮，还可以熬成糖稀。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十分快活的，因为我们和当地的人都熟了。有一次农民给我们送来一篮子桃结杏，个儿比杏子大，具有桃杏综合味，味道特别好，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但更忘不了和田人民的情和意。
1961年9月底至10月初，我们结束了和田之行——维吾尔族历史现况的调查，返回喀什，住在喀什交际处。在这里我们又陪同罗致平教授对“香妃墓”进行了调查，当时，我们乘坐的是伊犁以前有过的“六根棍”马车，前往香妃墓。此墓是由公社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看管着。他给我们开了门锁，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他说：“香妃墓也称阿帕和加墓，香妃是阿帕和加的孙媳妇，他的孙子是一位猎手，这位猎手有一天带着妻子狩猎时，遇上了乾隆皇帝，皇帝十分喜欢香妃，就把她带回宫去，成为乾隆皇帝的爱妃，并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给她单独盖了维吾尔族式的住房，给她缝制了维吾尔族式的服装，给她做了维吾尔族式的饭菜，但她仍不习惯于异乡的生活，便自尽了。死后采用维吾尔族的习惯用人工将她从遥远的北京抬回新疆喀什，埋葬在这里。”当然，学术界对这件事还有争议。有的说香妃被埋葬在河北省遵化县的东陵墓。1985年6月，我去天津学习，天津社科联组织我们去东陵墓参观时，我确实看到了她的墓，并看到了她身着猎装，骑在马上的画像。有的却说被埋葬在喀什。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动笔写了调查报告，实现了我想写点什么的愿望。参加这次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大开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社会生活知识，也加深了我对维吾尔族历史和现况的了解。了解到南北疆人民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北疆，特别是伊犁，受苏联的影响较多，人们的穿着比较洋气，生活水平高于南疆。难怪人们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富”。而南疆，特别是喀什，因靠近巴基斯坦，受其影响较深，宗教色彩较浓厚。当时，我们在街上看到了维吾尔族妇女脸上蒙着面纱。而和田是个比较落后的地区，我们亲眼看到农民耕地使用的是木犁，生产工具也很缺乏，妇女用裙子兜粪。
和田市的街道是沙土道，一走一个脚印，脚几乎被埋在沙土里，下雨天，一踩一个脚印，活像一个砚台盒。
通过这次实地调查对我颇有意义，为以后（1985年）在自治区社科联我独自一人创办汉、维两种文字的《新疆社联通讯》杂志（后改名为《新疆社科论坛》），以及于1989年任《新疆社科论坛》杂志编辑部汉文室的编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我的维文和维语水平的提高也大有益处。
当然，现在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南北疆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南北疆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和田地区，穷则思变，马路两旁，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葡萄长廊成了林荫道，男女青年骑着摩托车奔驰在和田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和田地区墨玉县夏合勒克乡的农民已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短短几年里，不但顺利地完成了编写“三套丛书”的任务——《维吾尔族简史简志合编》、《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柯尔克孜族简史简志合编》、《塔吉克族简史简志合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乌孜别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塔塔尔族简史简志合编》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昌吉回族自治州概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概况》、《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概况》、《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概况》。以上这些书几经修改，后来出版了各民族的史志合编，到80年代又都陆续公开出版了简史，各少数民族简志合并成一册《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有名姓可查的，参加过当年调查、翻译和编写的同志，一律赠送一册《中国的少数民族》，当然我也拥有一册，在乌鲁木齐的同志又在昆仑宾馆举办了一次冷餐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与很久未见面的同事和领导相聚在一起，感到无比的兴奋。而且通过编写“三套丛书”也锻炼了一批历史专业工作者，历史调查组当年许多青年科研人员，目前已经成为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的专家，有的走上了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各类学科的带头人。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3年12月完成调查、编写、翻译等任务后，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的各族专家、教授、学者、翻译等科研人员均已返回原单位，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到此已全部结束，我们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