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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和1958年，我曾两度陪同苏联专家（当时正式名称是顾问）艾·拉·捷尼舍夫调查青海的撒拉语和甘肃的裕固语（讲突厥语部分）。
捷尼舍夫是苏联鞑靼人，苏联著名突厥学家谢·耶·马洛夫的高足，突厥语言学基础扎实，不仅精通现代突厥语言，对古代突厥文献也颇有研究。
捷尼舍夫于1956年来我国，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顾问。1956年8月新疆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后赴南疆调查语言，由中央民族学院的邵方任翻译。从新疆返京后捷尼舍夫需治疗。后改由我任翻译，他又继续扎了一段时间针灸。
1957年4月下旬，由我任翻译陪他赴青海调查撒拉语。我们一行（其实只有我和他）4月下旬由北京出发，第一站到西安。在西安由当地民委领导陪同下进行了参观，参观的古迹有华清池及捉蒋亭、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半坡王宝钏寒窑遗址等。
第二站到兰州，由甘肃省民委安排我们乘汽车去西宁（当时青海不通火车）。在西宁期间参观了著名的塔尔寺。
青海省政府派司机、炊事员、保卫各一名，我们一行五人于1957年“五·一”节前夕来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
黄河由西向东横贯循化县全境，撒拉族就分布在黄河南岸直至山根的一条狭长地带，城关镇就位于这条狭长地带的中部，循化县是个富庶的地方，盛产粮食和水果。为来此地调查，老捷在北京做了较充分的准备。首先，经与中央民族学院领导联系，请研究撒拉族历史的教师介绍了撒拉族方方面面的情况。据说，撒拉族的先人是明朝洪武年间由中亚迁移来的。撒拉族中有个传说：他们的祖先赶着骆驼从中亚迁来，行至街（音“该”）子这个地方见到一个水泉，就在这里暂时住下，第二天准备继续赶路时，一头白骆驼不见了，后来发现在水泉里，但它已变成石头了。于是人们想到，此地大概就是他们寻找的生存之地，于是就在这里长住下来，繁衍生息至今。直至1957年我们去时，街子还有个称为骆驼泉子的泉眼，水中确实有块较大的白石头，其顶部露出水面。
到循化时马上就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为了欢迎苏联专家，县政府还举办了一个跳舞晚会。县领导对这项调查非常重视，派公安局长亲自陪同。他是既当领导又当翻译（将撒拉语译为汉语），同时负责苏联专家的安全保卫。当时，据说东部孟达山里还有土匪。因此专家住地夜里总是有民兵值勤。
语言调查点确定有：城关镇、街子、青水、查干大寺、白庄、孟达（请发音人来）。城关镇居中，街子在西，青水在东，查干大寺在最西，孟达在最东边，白庄顺山势在南部。除孟达外，这些点我们都到了。其中属查干大寺地势最高，在那里我们已有轻微的高山反应。
调查语言，捷尼舍夫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每到一地必做日记。所用音标就是苏联语言学界用俄文字母创造的那一套，与我国语言学界调查语言所用的所谓国际音标截然不同。每到一个点，他往往从长篇故事开始，接着订正语音语法现象，因为他掌握的突厥语言多，所以知道需要订正的重点。为了一个语音现象或语法现象，他往往要订正、核实好多遍，尤其对语音往往特别留意。每当这时发音合作人就更苦了，他一遍一遍的问，发音人一遍一遍重复。他们并不知道调查者所要了解的是什么，再加上是在苏联专家面前，有时比较紧张，一紧张说出的音值就不太清楚，例如，有时a和o就分辨不清。连问几遍，倒底是哪个对，发音人的回答都是“对着呢！”这时老捷就有些火，连连说“不明白！不明白！”这种现象在整个调查当中经常发生。当然最后还是弄清楚了。
众所周知，撒拉族是个人口较少的小民族，1958年全国总计人口才三万多人。撒拉语受汉语影响较大，人人通晓汉语。小孩是通过汉语汉文受教育，开会、写东西都用汉文，50以上的数字也都用汉语来说，有人干脆用汉语的“八十三”等数字起名字，其他如分数词、再见……这样一些常用词更是借用汉语。老捷本人是突厥人，又懂多种突厥语言，于是就用撒拉语的数词按其它突厥语分数词规则创造了撒拉语分数词，还创造了“再见”一词。创造的分数词如何说记不得了，“再见”一词至今记得叫NENE KORSHA（奈奈 柯尔沙）。至于这些词后来在撒拉族中是否普及，今天还用不用，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根据捷尼舍夫的结论：属黏着型的撒拉语出现了许多分析型的结构特点，例如动词各种式的时态形式都不用表示人称和数的后缀了；领属体系也是分析型的了，表示领属的人称词缀消失了；语音中出现了送气辅音，等等。不论语法还是语音（词汇更不用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老捷对此十分敏感。
每到一个点，除调查语言外，老捷特爱搜集民俗材料。在街子点有几件事值得一记。街子有座全撒拉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和最有权威的阿訇。在与阿訇座谈中了解到，当时街子的大阿訇是八十三（名字）阿訇，据介绍是大学问家，另一个年事已高的大阿訇叫拉玛赞阿訇。他们把据说是他们祖先从中亚带过来的《古兰经》拿出来给苏联专家看。书是用阿拉伯字母写的，封面是硬牛皮封面，很大很厚一本书，装帧精美。问题是围绕这本经书所发生的故事。这本经书不用说，肯定是撒拉族人的传世之宝。但在解放前却被青海的土皇帝马步芳的人抢去了。解放后，人民政府从马步芳匪帮那缴获后归还撒拉族人的。所以，阿訇们在谈起此事时对人民政府，对人民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街子，老捷还搜集到一个“骆驼舞”以及“马三保的故事”等多篇口头文学。为了纪念祖先在街子定居，撒拉族有一个形象的舞蹈——骆驼舞。舞蹈很朴素，就是由三个人反披羊皮袄，装成骆驼由一个人牵着行进，后来骆驼变成泉水里的石头。老捷对这个扑素的舞蹈很感兴趣，让我拍照，他自己对“演员”给予馈赠。
“马三保的故事”是由一位老艺人带领几个女孩儿，一边舞蹈一边演唱。这是个悲剧故事。每当唱到伤心处，艺人都声泪俱下。老捷问我会不会谱曲，要我把这曲调记下来。当我回答不会时，他感到很失望和惋惜。我对“马三保的故事”也很欣赏。他是正义占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故事。返京后我曾根据笔记整理出来投寄《民间故事》杂志，编辑部也回了信准备刊登，后来“反右”开始就再没有下落了。
由街子点转到城关镇东的青水点，每天的工作程序各个调查点基本相同，每天早饭后开始语言调查，下午或接着上午的工作或搜集民俗材料。在青水点上时，那里的党支部书记会唱民间曲子，老捷请他唱，他说白天不行，阿訇不让唱，结果放在晚上，用棉被将门窗封起来才敢唱的。
白庄这个点已靠近藏族村庄。我们通过县政府联系到藏族村庄去参观。我们去的那天，该村一个大户人家正在搞庆祝活动，很热闹。进屋坐定后，主人介绍说这天是庆祝他大儿子夫妇去拉萨朝圣刚回来的大喜日子。原来他的大儿子结婚后就与新娘启程去西藏朝圣了。路上媳妇生了孩子，行路十分艰难。后来遇上解放军进藏的军车，他们才得救了。主人对解放军、人民政府非常感激，说解放军救了他儿子、媳妇和孙子等于救了他们一家，非要好好招持我们不可。我们婉辞了，后来只喝了奶茶。这是我头一次喝奶茶。据说，解放前青海人去西藏朝圣的，有去无回者是常事。
离开白庄，我们来到查干大寺。这是最西部的调查点。这里的地势较高，平原来的我们已感到有些高山反应：不爱活动，只想躺着，头部略感不适。这个点最值得一记的是返回的路上。我们乘用的吉普车在过了几个沟坎儿后开始“罢工”，倒也不是“全面罢工”，还有启动时用的第一档能用，其他档一律停摆，走虽然能走，但还不及人步行走得快。因此我们乘车人只好都下来走着。这时老捷无可奈何地说：“苏联专家在撒拉族大地上散步了。”这时随车的警卫可忙了，后来还是他们找来一辆马车解决了问题。我们回到县政府所在地时已经很晚了。
次日县政府院里见到了撒拉语调查组的林莲云、韩建业等同志。他们是从一个点刚回来准备转到另一点去。我们在县政府住所里，调查了从孟达请来的发音人后，就准备返回北京了。由循化返回西宁路上下起了大雨，路很滑。在从一座山上下坡时，吉普车突然滑到路边被路沿的石头挡住了，多亏车行得慢或司机的技术高超，否则车就会翻到山下去了。司机头上吓出了汗，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老捷也瞪大了双眼。
回到兰州后，苏联专家乘飞机返京，我也登上了东归的列车。
在叙述裕固语调查情况前，有件事必须先交代一下：1958年初，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联合举办的突厥语研究班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课。研究班的主任由研究所的王均先生担任。讲师当然就是捷尼舍夫了。他共开三门课：①土耳其语语法；②突厥语言研究导论；③鄂尔浑叶尼寨古代突厥文献。前两门课主要由我任翻译，
“裕固族”是1954年成立自治县时取的族名，原来自称“撒里尧乎尔”，汉文常写为“撒里维吾尔”，意为黄维吾尔。裕固族自古就与汉、蒙、藏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彼此有着频繁交往。在语言方面，裕固族分为四部分：一部分讲突厥语，一部分讲蒙古语，一部分讲汉语，一部分讲藏语。但他们都会讲汉语，不同语言的裕固人就相互间用汉语交际。我们这次要调查的是讲突厥语的那部分。这部分人主要生活在肃南县的明海乡和莲花乡。调查点就定在这两个乡。我们并未去位于祁连山里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政府所在地，而是从酒泉直接去的，县里来了一位领导陪同。
在调查点上，师生和翻译一干人等同桌就餐，由带来的炊事员主炊，县里来的人单独去吃派饭。限于条件，多数时间吃面条，时而吃手抓羊肉。这里是牧区，羊很便宜，但羊肉的美味我个人前所未见，丝毫不膻，如没人告诉，食者根本无从知道那是羊肉。在用餐中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我们的男学员多数有不好的习惯：吃面条时吸溜声很大。这边吸溜，那边吸溜，毫无顾忌。一天老捷实在忍不住提出意见说同桌吃饭，吸溜声音太大，容易影响别人的食欲，应该改正，后来响声果然小多了。
调查组这次去调查的突厥语部分的裕固语，捷尼舍夫老师马洛夫在民国初年曾来调查过。他返回俄国后曾发表过几篇文章，还出版过一本书《黄维吾尔语（词汇和语法）》，其中主要是词汇。老捷这次下来，除带学员实习外，同时还核对了马洛夫记的语言与今天的有何差别。裕固语与撒拉语一样，受汉语的影响很大，甚至比撒拉语还大，因此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例如送气辅音不仅在汉语借词里全部保留，同时也出现在裕固语原有词汇中。裕固语里出现的分析型结构特点也比撒拉语多，等等。至于马洛夫调查的语言与今天的差别不大（主要指语音、语法），个别词可能还存在记法上的不同。
另三部分裕固人，即讲蒙古语的，讲汉语的和讲藏语的，情况不了解，我们没去那里，他们都相距很远。在明海乡和莲花乡调查完后，老捷原本还有个计划：顺便到敦煌去看看。敦煌对世界所有东方学家都有吸引力。遗憾的是，当时正逢雨季，能走车的路全被冲跨了，敦煌去不成只好回北京。
由明海乡到最近的火车站还有40公里，来时乘坐的车不能走了，大家只好改乘牧区最有效的交通工具——骆驼。为了确保苏联专家的安全和行程中的舒服，县里来的那位领导兼警卫陪同老捷骑毛驴。他和老捷找了两头驴，余下的我们每人一峰骆驼。骑骆驼可不是什么美差。首先，牧区的骆驼野得很，骑上人以后有的不肯前走，扬头高叫（其叫声与野兔叫声十分相似），有的甚至回头咬人脚。多亏主人想得周到，为苏联专家找了头毛驴，免去了人们的担心。长途骑骆驼更不是一件轻松事，尤其是赶路程需它放开脚步加快速度时，骑者就更加难受：人在它背上就像筛中的煤球，逛来逛去，好像五脏六腑都逛出来似的。从明海乡到火车站下了骆驼后，我的两腿一时不会走路了，两眼直冒金星。但我又必须马上去办理买车票的事。县里来的那位领导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就完成任务了，余下的事都需我们自己办理了。
那么骑骆驼就只能受罪吗？也不完全如此，也有舒服的办法，即在它背上加上“重载”，例如一二石米或其他粮食，人坐“载”上，即使它跑得再快，脊背总是保持平稳水平，颠不起来，骑者就像坐船一样。这是老乡告诉我们的。可惜，我们没有那样的“载”可加，第一次骑骆驼就被它颠了40公里。
上车后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不愉快的事。在车站上被告之，软卧票需要到车上办理。我拿着车票带着老捷找到了卧铺车厢，心想把他定顿下我再找车长办手续，万没想到车厢门口碰了壁，列车员不让进。我把我们是如何在这小站上车，车站上叫我们上车办手续，这是苏联专家本应多多关照等等，说了很多好话都不行。后来只好到硬坐车厢请老捷暂坐，我去找列车长。好不容易找到了列车长，他叫我找乘警，又费好大劲找到了乘警。我和乘警一起来找老捷去卧铺车厢。找到老捷后又发生一个“料想不到”的事情，老捷不肯去卧铺车厢，死活在原地坚持不动——显然是苏联专家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时我已筋疲力竭了，几乎放弃说服的努力了，埋怨那列车员太不给面子。但乘警还是坚持老捷去卧铺车厢，说这里人多又杂，安全不好保障。我只好再次对老捷劝说，并承担了在这件事上的全部责任，经过长时间地好说歹说，最后老捷才勉强同意了去卧辅车厢。问题才算得到解决。带着外国人从小站中途上火车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前从北京出发去外地或从外地返回北京，卧铺票早有人买好了，完全用不着翻译操心。最后乘警同志好心告诉我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上车后首先找乘警。这话我记得很深，我承认没经验。其实翻译本应就是翻译，但只是一个翻译陪外国人下乡，那么你就什么事都得管。我算了一下我必须扮演下列角色：翻译、警卫（保证外国人不出事）、会计（旅差费必须全部管起来。去循化那次从北京走我一个人身上带了一千多元，这个数字当时是相当大的，院部管财务的领导见我当时那么年轻带那么多钱，曾经给我很多宝贵的嘱咐。好在当时社会治安状况好，没出什么差错）、联络员、管理员、卫生员等等。
在两次陪外国专家调查过程中还有一点值得记述。在与外国人较长时间接触中必须尽量避免误会。这是我坚守的一条自立原则，因为两国文化价值观不同，一旦产生误会，消除就困难。所以我总是比较谨慎的。例如，在循化调查几个月，回到兰州因机票耽搁期间，老捷频频给在北京的夫人打长途电话，我也因有事须请示往北京打电话，离开前饭店要收电话费。老捷因私事打电话需自己付钱。于是我对服务员讲，他的电话费单据你拿去找他。当然你们讲不通，你把单据放在他那儿来找我（反正在一个楼里），这样能证明这是他的电话费，否则我直接拿着单据去找他要钱，容易引起误会，因为他毕竟不懂汉字，分辨不清是我的还是他的电话费，因为他的电话费数额比较大。结果这件事处理得很好。艾·捷尼舍夫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他是我俄罗斯好友之一。
以上简单回忆了40年前下乡调查语言时印象较深刻的几件事，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请知情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