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同一时间，国家经济被导向自身的开放，在区域或地方的层次上走向国际经济循环圈，走向国际经济区域，趋向于取得一个重建的价值。在工业与技术领域，国家的关涉性渐渐失去其作为有关标准的相关性，活动与共同的内在制度一起，可以互相定位。工业组织与国家边界交叉，国际投资流动越来越少地以国内市场为目标。在此种条件下，企业不是在同质性的世界中扩展其组织，而是根据资源的获取或成本优势决定单位的任务与地点。

因此，从地域的观点来看，问题是企业地方活动的持久性。在吸引工业投资者的“地域竞争”问题之外，关键的问题是启动某些内在的工业与技术积累程序的地域能力，以及实现公司植根于本地结构的工业与技术发展方面效果的有效“激励”作用的地域能力。

很明显，交通运输技术方面的巨大进步对地点的协同作用以及行为者的地理上的亲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样很明显的是，与地域本身的关系似乎受制于企业根据产品与技术周期而进行的地方化/再次地方化程序的含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微电路周期的相继阶段的生产，但问题对某些较大产量的工业如汽车工业也是相同的（Lung，1991）。关键是要分析在什么方式上，工业与技术活动趋向于地域流动或地域依附或相反。

在本论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要说明，根据流动或地域依附来分析企业/地域关系是如何要求贯彻真正的辩证方法，在此方法中，亲近的不同范围似乎是地域依附或者流动的关键。

第三部分将要表明本方法的分析基础，认为企业的地方化单位是处在三种介入组织的交叉路口，在企业（或集团）、工业和地域之间。我们会得出一个“生产冲突”的概念，它形成工业（组织亲近）与地域（地域亲近）范围内的合作，并揭示出地域是工业与技术活动一个相关领域。

最后我们根据企业/地域辩证关系的能动方面，得出考虑地方发展必要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