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认识到当今媒体变革属性的人，是在信息时代上最早收获的人。也许他们目的不尽相同，或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或为了在信息时代驾驭好企业巨舰，或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徜徉。在做出选择时，或许并不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在这个变革时代发展中的意义，但他们确实以他们的努力，为传统媒体的更新演进增添了新的注解。

信息时代对中国传媒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是思维观念的转变。

伴随网络、多媒体等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的生成，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简单地、被动地接受信息，网络的交互性使人们掌握了传递信息的主动权，甚至可以和新闻工作者共享新闻事件第一手资料和背景资料；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控制的主导权大大削弱，任何二个网民与大众传媒一样拥有随时发布新闻的能力，而且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权再也不是大众传媒的专利。

互联网络使跨文化传播突破了时空间隔，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信息成为可能，大众传媒“信息过滤器”的社会职能也将弱化甚至消失。科学技术带给世界的发展变化是如此巨大，可能昨天还是一个概念、一个设想，今天一下子就变成了现实。

这一切无疑会给传统媒体的记者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使每一个新闻机构甚至个人都能成为对世界产生冲击的人。比如德拉吉。

笔者的一个朋友就有这样的体会。1999年，当他在《光明日报》上报道了奔腾Ⅲ处理器序列码的安全隐患问题，引起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维护了中国用户的正当权益。有一天，他收到一份海外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说在海外的站点上看到了他写的《信息产业部建议政府机关慎用奔腾Ⅲ》的报道，但是全是英文的，读者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

根据这位读者的提示，他在两个海外站点上发现了这篇报道的英文版，这两个网站都是英文网站，一个是美国纽约州的信息安全讨论网站，一个是专门讨论英特尔处理器的网站。《光明日报》没有英文版，他判断翻译的原文是从《光明日报》的网站上找到的。如果是从纸媒体上找到的话，因为在那篇文章之外还有一些补充的材料，所以翻译的个别地方应该更准确一些。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也是这位读者在《光明日报》网站上发现的。如果《光明日报》不上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未来理想中的媒体的记者，应该是能熟练地运用网络、多媒体采访、写作、报道。报道新闻事件，能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影像、声音进行处理，适宜用什么就用什么。他们应该能够熟练地运用最恰当的网络工具查询和阅读网上资源，在网上进行环球语音和可视采访，在世界范围内写作、报道、发电子邮件等。他们需要装备上数字机照相、数字摄像机和多媒体计算机终端组成的数字移动采编设备，由全球卫星移动通信站和互联网连接装置组成的具有多媒体通信功能的数字移动通信设备，以及相应的软件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附属设备。他们的采访活动不受时间、地点和恶劣条件的影响，随时和编辑部保持联系，而且一身数任，能在现场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采集新闻，调阅大量背景资料，用来验证、过滤信息的真伪，从而保证新闻采编任务的迅速、圆满完成。

其次，中国传媒人面对这场崭新的资本博弈能否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定位。

仍以诚成文化为例。在广州诚成广告公司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过程中，刘波与江松营的合作“蜜月”结束。江在刘波的“借壳”《希望》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作为拥有数种媒体运营经验的资深人物，江一度被刘波任命为诚成传媒集团的总出版人（该公司未注册），统领旗下所有杂志，为一个期刊集团的梦想而工作；这似乎是资本进入传媒后，与媒体专业人结合的一个范例，但在广州诚成广告公司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严重分歧。

江当时不想与上市公司有任何关联。这中间与江对诚成文化“更多考虑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动作，更多考虑对资本市场的赢利，对期刊专业人才的思考比较少”存有疑虑有关；为此对于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操作，江曾建议，“先让刘波那60%的股份上市”。由于江松营当时是运营《希望》广告、发行的总经理，江的态度，使他成为将《希望》杂志的经营权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障碍。在随后的博弈中，江由总经理完全退为诚成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实际上淡出了管理层；而在包装上市的操作中，江在广州诚成广告公司的股份没有出现——江的淡出，意味着江所一手推进的媒体运营风格在诚成传媒集团的某种中断。

江松营曾对人事路线的冲突分析道：杂志运作的核心就是出品人负责制，如果出品人不行，投资方可以解雇，但要完全授权。而在资本与传媒结合的运行体系下，中国恰恰缺乏一个职业传媒经理人的阶层，以及与之配合的“游戏规则”。因为，在突破旧的传媒体制后，媒体与资本的意志才刚刚开始磨合的游戏，一切还有待时间做答案。

再往深层讲，在现存传媒的体制下，一开始，诚成文化签订了“合作”的杂志就有“地雷”——编辑部的人不能改变（《希望》、《华夏》除外）；资本没有办法对期刊的运营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局面不是刘波自己造成的。“品牌是新世纪的出版社的，编辑部坚持自己想法，这个诚成文化不能有任何干涉，当然双方是有一定的共识，对接的就是广告、发行，相当于我们找了一个广告代理客户，编务日常支出相当于广告费支付给我们，”《少年文摘》的主编陈东如此概括他们与诚成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的政策层面下，谁能既代表‘公’——出版社，又代表‘私’——诚成文化？”《华夏》杂志的主编孙保罗对此也有高论：“……投资人的做法是把体制内奄奄一息的媒体进行收购，实质是控制经营权，注入资本，发一套衣服，发一杆枪，对外宣称我有几个方面军……”但《华夏》在与诚成文化的合作中，编辑权的最高权力还在于主管单位。

2002年4月，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新闻学教授以及国内各大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共50人汇聚北京参加“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谁掌握了下一代传媒人，谁就掌握了下一代的媒体，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掌握了未来。中国急需有国际水准的新闻传播学院和新闻人才。”

这种国际传媒人才需要熟练掌握一门以上流利的外语：有较高的新闻敏感性和新闻报道水平；能够在国际一流的新闻媒体、外交部门、媒介管理部门从事与媒介相关的新闻传播实践工作。中国的传媒界，需要大量既懂技术又懂现代管理的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