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社区是在充分地分化和有机地整合互动中迅猛地发展的，是我国农民依靠自身的力量闯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大道，是一条避免了“羊吃人”两极分化而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晋江模式”的特色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乡镇企业为基地、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方向、以联户集资的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以华侨华人资金为依托、以国产小洋货为特征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三大相互交叉的特点：

一是结构改革、功能倍增。在市场导向下，社区充分地有序地分化，并在此基础上有机地整合，从而社会结构从单一的农业这样低度、简单的形式，社会成员基本上只有农民这样一种社会角色，分化为多样化的工农商等比较复杂的结构。社会成员有工人、农民、商人等社会角色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有机的组合。从凝聚力较弱的同质社会，发展为相互依赖很深的异质社会，从而迸发出强大的聚集效应，大大地扩大了社会功能，使经济上得特快。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经济年增长率为8%；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增长率增至18%；十三大后增为24%；邓小平视察南方后，高达81%。1995晋江市经济总量，相当于15年前晋江县（含石狮）的45倍。邓小平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与突破，都促进晋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从而闪现着更大的功能。乡村企业星罗棋布，使得所有的乡都变成小城镇，逐渐形成以青阳为中心的珠链式的新型城市。

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充分，许许多多农民都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变原先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2/3的社会张力较大的穷县，为劳动力严重不足，吸引了外来劳动力25～30万人，以填补社会空位，促进了整个社会更加繁荣。

三是“晋江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他们把促进经济加速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作为自己的社会行动目标。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注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业与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相互促进，整体地发展，逐步形成共同富裕的城乡结合的新型城市。

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分析，晋江的聚集效应特大，“1”加‘1’大大地大于2。根据社会学分化与整合原理，社区是在分化与整合互动中发展的。社区变迁的潜在动力源于各社会行动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相互之间差异量增大，势必形成新的整合形式，从而使社会结构有序地解体与重组。首先是乡的社区分化。社区分化是社区成长发育的一种原动力。分化意味着专业部门的出现，增大了社区内的异质性。社区分化越烈，社区内异质性就越大，同质性越小。从社会系统理论角度研究，同质性元素相加，1+1=2；然而异质性相加，却很可能是“1”+‘1’＞2。这就是说，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组合上，可能产生3种结果：

在一般情况下，“1”+‘1’＞2反映这是异质性的有机组合。整体大于其局部之和。就人与人关系而言，组织上是“三个皮匠”的有序配合；社会行动上，是同心协力，同心从而协力，协力从而增力。

在少数情况下，“1”+‘1’＜2。表明这是劣性凑合。整体小于其局部之和。组织上是“三个和尚”的无序内耗；社会行动上，是异心分力，异心必然分力，分力必然减力。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1+1=2。显示这是同质性元素相加。就人与人关系而言，这是个人力量的迭加，是人与人散沙式的“混合”，而不是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化合”。

晋江发展突出之处，首先是各乡社区内普遍分化得异常激烈。社会系统内构成要素按市场运行规律迅速分化，从而功能分化而互动关系增加，形成强劲性较大的异质性有机组合。传统的农民群体分化为许许多多不同的职业群体。功能趋于专门化，社会需要其相互之间密切配合。这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根本上大大地解放了晋江的生产力，使作为生产力主导因素的劳动力群体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晋江腾飞过程，实质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播与扩散过程。县领导按此精神，结合实际、困势利导，不花国家一分钱，“三闲”（闲人、闲房、闲散资金）起步、乡村企业铺路，“三资”上路，土地成片开发迈大步。形成多样式、多层次，高潮迭起的外向型经济，使国民经济由农业主导的封闭型，向由工业主导的外向型转化，向着城市化阔步前进。发展的具体途径为：

第一，他们根据市场要求，首先培育劳动力市场，将农村闲散劳动力动员起来从事工商业作为起步的主导因素，发动侨汇侨资，利用闲置侨房，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各自选准突破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磁灶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陶瓷业专业市场。五里长街上开设了476家专营陶瓷产品的商店。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个没大码头，没有铁路过境的地方，居然可买到全国各主要产地出产的陶瓷产品。年销售额竟能超亿元。陈埭的鞋帽专业市场拥有400多家鞋厂，产品“洋、全、优、新”畅销全国各地。英林、金井形成服装专业区。罗山、青阳成为食品罐头专业区等。都是从实际出发扬己之长，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农民们联户集资、重信息、造厂房、买设备、学技术、学管理、自办供销、自己经营，从而乡村企业很快发展为乡镇企业而全面铺开，星罗棋布。至1993年底，晋江乡镇企业已达7113家、产值122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88.3%。上缴国家税收2.9亿元，占财政收入的82.9%。乡镇企业已成为晋江市的经济主要支柱，号称“五分天下有其四”。全市累计批办“三资”企业1800多家，合同投资总额105亿元。利用外资16亿美元、分别占福建省的1/9和泉州市的1/3。已有759家“三资”企业投产。1993年“三资”企业产值达37.4亿元，出口创汇3.4亿美元。同时，积极扶持、发展个体工商户、有1.7万家个体工商户经核准登记注册。注册资金1.5亿元，从业人员3.9万人。笔者曾到陈埭、安海、吴林等镇调查，发现许多镇企业工人都是外来劳动者。不少晋江农民都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在从事信息、供销、会计、当老板。他们很有现代商业头脑，十分重视信息，重视供销。人们发现：香港刚出现新的服装式样，第二天就可在晋江市场上买到。供销员走南闯北东奔西跑做生意。他们“神通广大”、公关能力甚强，居然能在武汉组织了晋江产品展销会，请到当地市长等亲临指助。上千家企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6000多个供销点，或常设专柜。边境地区几乎都有晋江的商业网点。他们充分地运用福建人民政府陚予的15条优惠政策，赋予的自营出口权，已与2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缅甸、菲律宾等国的某些市场，购销可用晋江语言对话。

乡镇在发展工业过程中，适应市场需要，进一步地分化，逐渐形成200多个专业村，其中的产值在千万元以上的约有18个，百万元以上的有197个。两类合计占晋江行政村的1/4。行业内部再分化，发展了许多小而专、小而精的工厂。陈埭镇鞋业分别有专门生产凉鞋、布鞋、皮鞋、旅游鞋等2000多厂家，连舞鞋也有专门厂家生产。鞋的零部件又分化为鞋底、鞋楦、鞋跟、鞋扣、鞋衬、鞋帮等，由小厂或家庭作坊分工生产。在磁灶，为陶瓷厂加工包装用的草绳、纸箱、模具、机修等专业厂、户就有230多家。分工越细、协作越密。制鞋行业组织了一个晋江鞋业联合定货处。磁灶建立了陶瓷经营部等，加强了乡镇企业专业化协作。专业化和协作化配合前进。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1993年人均劳动生产率为2472元，1994年为3943元，1995年为5240元，乡变为镇，又逐步趋于成为晋江珠链式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创办以发展联户集资为主要形式的“晋江模式”，其聚集效应的体现：首先，是乡镇企业通过与其周围环境，包括与其他企业相互交流信息、能量、物质而壮大了自己的结构与功能。其次是乡镇企业适当地密集，交流的传输距离短，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好处。再次，众多乡镇企业同聚一地，势必促进相互竞争、相互协同，从而促使资源的综合利用，并促使整个企业群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种聚集效应，是产值等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着形象的精癖的论述。他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完成一个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物、转绞车、消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晋江模式”的社会行动，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马克思提出的集体力，与社会学的聚集效应的含义相拟。1978年，晋江仍是“高产穷县”。全县（含石狮）工农业总产值为2.38亿元、财政收入1476万元，靠国家补贴252万元，过着“穷日子”。农民人均收入仅107元。低于当时全国133元的平均水平。乡镇企业的广泛发展，促使企业结构发生变化，功能倍增。1993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12亿元、财政收入3.5亿元，分别增长49培和24倍。全市农民人均收入达2121元，比福建省人均收入高出85%。按国家统计局和福建省提出的小康标准分测算，晋江综合得分为96.7分，已基本达到农村小康水平。如今，正在加大宽裕型小康建设。1997年，全市又有69个村实现宽裕型小康。至此，全市共有宽裕型小康建设达标村85个，占行政村总数的22.3%。综合实力跃居全国前列。1991年率先进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列55位。1992年跃居24位。他们闯出了一条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实现农转非而奔向城市化之路。晋江农民现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

第二，劳动力市场繁荣昌盛。上述异质性的有机组合，在一般情况下其功能之所以大于2，源于整体内异质性元素之间往往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大，功能也就越大，从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得越快。问题在于从社区分化到社会发展不是一种线性关系，需要通过市场，尤其是繁荣昌盛的劳动力市场作为中介。因为，社区分化，必然出现许许多多新的工厂、企业、商店，势必出现许多社会空位。存在着两种社会空位。一是新的分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有待人员充实。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引进新的劳动力，空位才得以填充，社会经济才得以有序地发展二是社会流动人员从一个工作岗位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社会角色的变换，势必空出原有的工作岗位，也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予以填补。我国特有的民工潮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消极作用，但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社会发展必然有赖于社会流动。固定不动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难以发展的封闭的社会。晋江腾飞的一种动力，在于有一个民工潮。没有民工潮，也就没有今天的晋江。而且，没有民工潮，其源头势必产生很大的社会张力、会发生更大的消极作用，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笔者走访这里的许多工厂企业时，除了发现工人几乎全是外地人外，还发现不少外地人已经学到了技术，成为技术工人。不少工厂企业正在想方设法留住他们，稳住他们。在留不住的人中，不少人在其“老家”也办起了工厂企业，又把生意做到晋江来。

市场经济运行造成的社会分工越细，劳动力需求越多、互补作用越强，聚集效应越大，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城市生产效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大城市之所以高于小城市，社会分工细、聚集效应强，是其中的一项奥秘。有些大城市生产水平很高的厂，迁到小城市后，之所以效率下降，原因之一，在于离开了整体水平，势必孤掌难鸣。孤立于“三个皮匠”之外的其中一个“皮匠”，势必难以发挥其中“三个皮匠”中的效能。在德国，30万人口城市的人均产值，比2～5万人口的小城市，高出40%。在俄罗斯，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产值和资金回收率，分别比小城市高出42%和93%。在美国，1900～1935年间，600种主要发明，绝大多数是在城市中产生的。许多专家重新评价了城市功能，认为密集居住比分散扩展好。“城市爆炸”不见得是坏事。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适应市场需求，适当进行社区分化，适当地形成社区的异质性，腾出社会空位，使劳动力市场繁荣发达，以而产生强大的聚集效应。原来，晋江85%人口搞农业，然而，人均仅三分耕地，从而闲散人员特多，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张力，导致经常发生社会失范和社会问题。如今，却是劳动力不足，得引进外来劳动力：据了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亿人以上，就业的压力除了下岗职工问题，主要就是要为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非农业的就业岗位。晋江模式的普遍意义，在于提供了变压力为动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有效途径同时，许多外来劳动者在这里学会管理，掌握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几年后，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乡镇企业，推动了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许多来此地调查的人们常说，全国多出几十个几百个“晋江”该多好！

第三，晋江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地协调发展的。晋江历来是农业县。工农业比重50年代为2∶8，1958～1976年为3∶7左右；1980年工业比重首次超过农业；1993年达到了94.1∶3.9。但这绝不意昧着放松农业。

晋江农业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积极引导。乡镇企业推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使土地、劳力、资金、机械实现了最佳配置和化化组合。如今，全市各类农业专业户有2000多个，其中承包50亩以上的有198户。这些种粮大户1994年收入都在4万元以上，超过许多非农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水平。

“晋江模式”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们相继荣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城”、“全省义务教育工作先进县市”、“全省双拥模范城”等光荣称号。市公安局被评为“全国百佳公安局”之一，市篮球队荣获全省农民篮球赛冠军。英林村1993年花500万元人民币修建了一所幼儿园，以重金聘请泉州市退休了的老园长带了部分优秀教师来任教，从而既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又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外来劳动力，尤其是其中技术工人，使之长期在此就业。

从社会组织角度探索，形成以上特点的关键，在于晋江有一个“1”+‘1’大大地大于2的具有开拓与创新精神的齐心协力的社会首脑集体。这不是一届，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届接一届、后一届在前一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迅猛地发展。晋江何以能腾飞这么高？过去，人们往往归因于这里有“先天”优势。如商品意识特强，晋江籍华人华侨特多，晋江籍港、澳、台胞众多等优势。其实，这些优势，这里早已有之。然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并未体现其优势，有时反而成为老大难。甚至是“劣势”。在计划经济时期，这里曾经是令人“头痛”的地方。晋江陈埭镇的居民有不少是海外来这里做生意的伊斯兰后代。他们商品意识特强，往往能领风气之先。在经济旋涡起于青萍之时就卷了进去。“爱拼才会赢，输人不输阵”，是他们的口头禅。“敢为天下先、当为天下先”，是他们的实际社会行动。人们形容这里人的商品意识是：“口袋里若有一千元，必定再借一千元，凑成两千元做生意；而不像福建有些地方的人，口袋里若有一千元，必储蓄五百元以防万一，花五百元经商。”因此，“资本主义尾巴”一割再割，总割不断，反而越割越长。政治上这里有“海外关系”者特多，当时谓之“复杂”。海内外300万晋江人，散布于五大洲46个国家与地区（以东南亚为最多），其中华侨（含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114万人，祖籍晋江的台湾同胞110万人。因此，过去有一位负责同志曾说：“如果在别地花十分精力可取得成绩的话，在晋江起码得用20分精力。这里的工作是难上难。”

邓小平理论给这里提供了翻天覆地变化发展的可能性，但，可能不等于现实。社会前提的存在，不等于社会行动的实现。全国全省类似晋江条件的地区不少，何以发展得没这么快？决定性的关键在于作为社会首脑的领导班子，能遵循邓小平理论，全面深入地分析晋江，深知计划经济时期所谓“老大难”，实质上是晋江的特有优势。重要在于引导、调动，使之转化为积极的社会行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转移工作重点后，晋江领导班子面临着如何解决农村十几万闲散劳力的出路、迅速脱贫致富问题。他们认定：出路只有一条，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办法只有一个，放开群众手脚，自己解决自己。县委在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先后制定了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规定和决定，允许联户集资办企业，采取措施把“能人”请出来，变“地下工厂”为“地面工厂”；变“黑供销”为“红供销”；变“资本主义尾巴”为“社会主义萌芽”变“管、卡、压”为“放、帮、促”。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前提，是领导班子敢为天下先，敢冒风险、敢负责任，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把群众长期蕴藏着的强烈商品生产意识激发出来。起步时不强求规范，挫折时给以鼓励，困难时加强领导，顺利时致力提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从而改善了领导，促进了晋江的腾飞。因此，这里城市化过程每一层台阶，都凝聚着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群策群力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