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的八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改革和开放的年代，也是我国文艺学在反思、探索和拓展中前进的年代。

这十多年里，我国文艺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显著的。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文艺学中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审视，特别是对十年文革时期在文艺学中十分盛行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进行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探讨了过去或不予重视、或不屑一顾、或视为异端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文学的审美本质、文学的价值论、文学的本体论、文学的接受论、文学创作中人的因素——主体方面和主观方面的作用，等等。这使我国文艺学的面目为之一新。另一方面，积极克服排外主义和努力恢复“拿来主义”，大量地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艺学的各种论著，特别是大量地翻译和介绍了20世纪外国文艺学庞杂的、各种不同的观念、模式和方法——从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德国接受美学、法国解构主义等；这使我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并从中吸取和借鉴了不少有益的成分和合理的内核，对我国文艺学的探索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催化和促进的作用。象任何领域一样，文艺学领域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不会有前途的。无须赘言，我国文艺学中那些新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不能说与这些年来的吸收和借鉴完全无关。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一分为二的。八十年代我国文艺学在取得可观的进展和成就的同时，也明显地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依我看来，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在反对和批评文艺学领域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时候，有时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给倒了出去，把历史和实践已经检验过了的一些文艺学的基本原理，如文艺的反映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文艺的倾向性等，也当作机械论、庸俗化、“外部规律”等加以批评或抛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过去围绕着这些问题所作的那些片面的，似是而非的阐释不该进行批评；也不意味着，今后对这些问题的某个方面不能加以发展和深化。这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第二，在对待西方文艺学方面还存在食洋不化、生搬硬套毛病。例如，在没有充分掌握探讨对象的全部材料的情况下，便轻易宣布某一理论或某一学派是二十世纪文艺学发展的新成就、新方向，这就不免给人以瞎子模象的感觉。其实，有些理论的倡导者和学派的代表人物本人在后来并不这样看，甚至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又如，对二十世纪西方文艺学在总体上的矫枉过正、走极端等严重缺陷：或把主体、主观绝对化，或把客体、客观绝对化，并不进行分析，而且以为这是走向探讨深化的不二法门，加以仿效。这些缺点和偏颇是不利于我国文艺学的发展的，应该努力予以纠正。

总结过去，其目的是为了开创未来。在九十年代里，我以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在经历了这十余年的紧张探索和反复比较之后，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全面的发展，其特点是：以我为主的博采众长的意识和辩证综合的意识，将更加自觉、更加普遍，而绝对化的倾向将逐渐被克服。

当代世界文艺学的进程似乎也在表明、也在招唤。一个文艺学上辩证综合的时代的到来。世界文艺学的基本格局——唯科学主义、唯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三足鼎立仍会继续下去，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历史进程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西方文艺学将从形式转向内容、从语言转向历史。当然这一进程不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捷克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穆卡若夫斯基在三十年代便认为，对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结构的关系应作社会考察；对艺术和生活的联系应作动态的、辩证的理解。1974年俄苏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也说，拒绝艺术中的感情或拒绝艺术中的意识形态，就是拒绝形式的认识目的。从八十年代起，类似的呼声更加不绝于耳，例如，法国结构主义者托多洛夫提出，把历史的设想同结构的设想分割开来，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文学不单由结构造成，还由思想和历史造成；结构主义的过失要由意识形态来补偿。英国的克利斯托夫·巴特勒主张文学的语言分析和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重。美国解构主义者希利斯·米勒认为，美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当前正在继续的一种明显的主要变化，是从以语言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历史为基础的研究。这种情况在新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中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在那些过去强调文学的内容和历史的研究为主的国家里逐渐把目光投向形式和语言的分析，从八十年代起，原苏联的文艺学的这种趋势极为明显。我国的文艺学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九十年代世界文艺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普遍地走向辩证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