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开放、改革大潮，对我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要对十多年来文艺理论研究做个评价，我以为可以这样论，成绩很大，问题很多。

关于十多年来文艺理论研究中问题的一面，我在《主导·多样·鉴别·创新》一文中已有所勾勒。我总的认为，问题不少，有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问题，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需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需要发展。此外还有大量疑难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才会使问题有所深入。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成绩。即十多年来文艺理论研究的进步，这是没有人进行过评论的。我以为用“成绩很大”来概括十多年来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是实事求是的。回想五、六十年代，出版过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巴人的《文学论稿》，还有几篇被批判的论文，如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十余年，可以说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大发展时期。这时期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实在应当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在这期间，我国学者自行编选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作家论文学艺术的丛书。特别是在短短十多年间，出版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家文艺思想、理论的专著与文集，如陈诵等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蔡仪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论集》、李思孝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论》、陈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陆贵山和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陆梅林的《唯物史观与美学》，此外还有李衍柱、李戌合作撰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持论比较平稳。这些著作和文集，形成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独特理解，摆脱了开头阶段的注释与阐释而有所深入，这对于我国文艺学的进一步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受到一些人的嘲弄、歪曲，但这都是政治性的，从嘲弄者的行文来看，作者并未认真读过什么马克思主义著作，只是配合了错误的政治的需要。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深入一步？我以为《马列文论导读》中提出了不少问题，值得注意，它们可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深入下去，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使之走向宏放与纵深。值得一提的是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此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对于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很有价值，读来饶有兴味。

其次，在文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十分繁荣。文艺学与美学发生了交叉，不少美学家都涉足文艺理论。朱光潜、蔡仪、蒋孔阳的不少论著，都是讨论美学、文学问题的，如《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集》、《蔡仪美学论文集》、《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等，他们的论著哺育了我国年轻的一代。八十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流行一时。它们立论严谨，基础知识性强。由于这些著作完稿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末出版时虽有修正，但仍不免带有旧时痕迹。八十年代末，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出版。文艺界认为，这些著作“结构恢宏，角度新颖”，较之过去的文学论著有较大突破，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观念上有所创新，“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果”。在专题性论著方面，可以说是一派百花竞放的景象。较有系统、理论色彩的，有胡经之的《文艺美学》，这是大陆上第一部这样的专著，中外理论结合，颇有特色和深度。何国瑞的《艺术生产原理》，抓住了马克思的生产论，把这一理论应用于艺术，竭力围绕“艺术生产”进行论证、发挥，自成一说。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运用了大量实证材料，探讨创作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其中形象、智能、形式等篇写得很有新意。朱立元、王文英的《真的感情》从各种学说角度探讨了艺术真实的多层次结构，较一般的立论更为深入一步。在八十年代，一些专题如典型、现实主义受到我国学者的分外注意。这方面的著作有蒋孔阳的《形象与典型》、杜书瀛的《论艺术典型》、陆学明的《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李衍柱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等；钱中文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王向峰的《现实主义美学思考》等。其后一段时间内审美问题成为最关注的问题，其中王朝闻的《审美谈》、《审美心态》概括了艺术、文学中的各种理论问题，作者作为艺术家以其特有的艺术敏感和丰富的体验以及丰瞻的材料，进行开合自如的理论探讨，给人很大启迪。这类著作数量很多，其中有童庆炳的《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李传龙的《文学创作美学》、王向峰的《艺术的审美特性》，陈传才的《艺术本质特征新论》、陈望衡的《艺术创作之谜》等。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有王先霈、范明华的《文学批评教程》，在这一领域中，该书可算是独领风骚。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方法论热。具有真正建设性意义的是1985年扬州会议后编的《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的《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与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前两书是我国学者对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方法的评析，是消化后的吸收，与一些哗众取宠的介绍文章不同；后一书是一位年轻学者对中外文艺理论中各种学派的方法论评析，立意好，论证踏实，颇见功力。此外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如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该书在探索人的复杂性方面是应予肯定的，还没有像他后来的有关主体性文章走到极端（文学主体性问题自然应大力研究），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所表现出的疑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再次，十多年来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其声势之大，前所未见。由于这一领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所以引使不少人前去探索，开拓这一领域，这也是自然的。短短几年间，文艺心理学的翻译丛书就有几套，我国学者自行撰写的丛书也有几套。由于手头资料缺乏，只好就见到的几本谈谈。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可以说开八十年代文艺心理学热的风气之先。后来作者在论稿基础上出版了《文艺心理学概论》。较后的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介绍了西方多种艺术心理学理论，并用它们来探讨审美心理诸要素、审美心理过程等。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程》讨论了文学艺术家的个性心理结构、创作的心理过程、作品的心理分析、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欣赏的心理效应等。此书虽在一些问题上未能展开，但这几个方面的阐释，丰富了文艺学的探讨，并在前一些论著探索的基础上有所深入。童庆炳的《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着重探讨创作中的审美注意、审美知觉、审美感情、审美想象等，其中审美知觉、感情等探索很有新意。刘烜的《文艺创造心理学》将文艺创造心理学、创造工程学、创造生理学纳入文艺创造的心理研究，多层面地探讨了文艺创造的心理要素、文艺创造力、创作个性等课题，很有自己的特点。周宪的《走向创造的境界》探讨艺术创造力的心理学，如认知心理、情绪心理、动机心理、人格心理等，又从一个侧面，扩大了视野。可能还有其它一些文艺心理学著作，限于材料，只好暂付阙如。

再其次，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说，十多年来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是最有成绩的。古代文论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这方面的研究力量也最雄厚，他们的研究成果真是美不胜收。在这里无法一一谈及关于古代美学的专门著作、一些文学体裁的艺术研究、断代文学批评史，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概评。钱钟书的《管锥编》、《七缀集》沟通中外古今，思想精深，海内外学者对它们评价甚高，结合他过去的《谈艺录》等著作，一些人正在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钱学热”。八十年代，古代文论学者出版了多部多卷本著作，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两卷本）、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蔡钟翔、黄葆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这些著作中有的著作难免有些缺点，但大都取材宏富，立论精当，力求使这门学科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并都超过了以往同类著作的水平。上述多部多卷本著作，对我国几千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作了系统概述，力图从中找出主导思想与脉络，展现中华民族文学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同时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系统，对各时期的文学理论特征作了令人信服的描绘。除了上述多卷本著作，研究古代文论思想、特征的，还有王运熙的《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吴调公的《古代文论与审美鉴赏》、张少康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郁沅的《古今文论探索》等。至于《文心雕龙》则已成为一门专门研究，被吸引的学者甚众，研究著作也多。最近出版的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是部修辞理论史。这是文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一部文艺性的修辞学史，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我在这里还想提及几部著作，他们是敏泽的《形象意象感情》、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赵沛霖的《兴的源起》，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和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这些著作或是深化了古代文化的理论范畴，或是扩大了古代文论的理论视野，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里要谈一下比较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断了很长时间后到八十年代才恢复起来，比较文学理论则更晚一些。但是一经号召，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下就进入了热潮。

在短短几年之间，不仅出版了大量译作，而且我国学者也出版了多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如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1984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1988年），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1988年）；还有约翰J·迪尼与刘介民主编的《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1988年）。这些编著与汇编，主要介绍比较文学的定义、历史、现状、研究的类型、范围、对象、跨学科研究等。它们在研究的类型、界说方面不尽相同，但给人不少启蒙知识。看来，这门学科古老又年青，吸引人去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具有实质性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一部是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年），从中西艺术的本质、起源、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进行比较研究。一部是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二卷），这部著作分中西诗学背景比较编、范畴比较编、影响比较编，编章设计颇为用心，有些范畴对比得好，有些范畴对比还可推敲，但不失是部系统的、视界开阔的著作。第三部是卢善庆主编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比较了西方美学与中国近代美学的相互关系与我国一些著名美学家与西方美学的关系，确是抓住了一些特点。此外还有许多比较文学论文集，收了大陆学者王元化、朱维之、张月超等人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论文。

至于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杨周翰的《镜子与七巧板》，袁可嘉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陈燊的《同异集》，吴元迈的《探索集》和《苏联文学思潮》，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刘庆璋的《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朱立元的《接受美学》，胡经之、张首映的《西方十二世纪文论史》等等。

我未把有关众多的小说和诗歌理论以及美学著作列举出来，否则名单还要长得多。

上面的一个简要的回顾表明，十多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成绩是明摆着的，不容忽视的。所提及的著作可能本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从总体看，我们可以用句成语来形容，实在是瑕不掩瑜，短短十来年，实在是胜过过去几十年。

九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如何发展呢？

在我看来，文艺理论研究的格局，在八十年代已经形成，并已显示了初步成绩，而且是不小的成绩。这个格局是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实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的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作家文论、问题研究；基础理论和文艺美学的研究；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等同类层面的学科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外国文论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研究。预计这种多向性的研究格局，在九十年代还会继续下去。要使这个格局获得健康的、深入的发展，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引起注意的。

一是坚持、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我在《主导、多样、鉴别、创新》一文中已经论及。这里我想说的是，文艺学中的各个学科都应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它的一些基本原则，确立它的主导地位，反对那种八十年代出现的随意歪曲、否定的错误倾向。同时对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等左的倾向也要予以揭露与批评，否则很难形成健康的学术气氛，而发展往往会被这类倾向变成一句空话。

二是使人明显感觉到，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不断在透入美学，或者可以说美学在不断渗入文学理论。例如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有时美学与文学理论几乎一致起来，形成不少相同的范畴。这种趋向我以为是好现象。古代文学理论如果局限于单个理论本身，往往会陷于就事论事，不易提高；通过美学范畴予以概括，会使个别理论相互联系，进而深化起来，系统起来。基础理论也有这个问题，不与美学思想结合起来，就不易揭示文学理论问题的深层内涵。所以近年来出现文艺美学这样的学科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是文学理论与美学的中间物。在这里，美学的抽象原则被具体化了，应用于实际了，而文学理论则被提高了，得到深化了。预期这种研究在九十年代还会继续下去，使文学理论和美学都得到发展。基础理论和其它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的渗透研究，有的已初见成绩，有的由于理论的偏颇，以至走了弯路，而应予调整，继续探索。基础理论底子不好，是不容易见成效的。

三是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的关系，要建设有我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融合古代文论。有几个方面的困难需要克服。一是近几十年来，引进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后，文学理论的研究始终与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相分离的；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各选专业，不相往来，形成各自一套。其实古代文论关于文学、创作心理、鉴赏、接受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如何克服概念上的障碍，把其中的有独到见解的范畴与当今的没有简单化的文学理论融合起来，整合成一个既有我国民族特色又具科学性的理论体系，这是令人十分向往的事。这样，就要求克服知识结构上的偏颇，逐渐使两者融合贯通起来。目前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刚刚起步。

四是如何使中外文论研究逐渐结合的问题。自然，各种学科本身的研究是一种必须的基础研究，不可或缺，此外还要有综合研究。不仅要有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的综合研究，还要有这种综合研究与外国文论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多种综合，汲取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中的精粹，结合文艺实践的新问题，进行阐释，提出新问题，甚至新学说。我们不能只围绕一些现成的概念团团转，文艺理论是一种阐释工作，同时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新理论、新学说都是在前人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不能凌空蹈虚、一蹴而就的。二是中外文论比较研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现象。从目前情况来看，主要是进行学科研究，而综合研究做得还很不够。这主要是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知识的局限性很大。至于外国文论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还处在介绍阶段，评析得不够，当然介绍也是需要的。所以要做到真正的综合，就要使中外文学理论研究多多互通信息，取长补短，开拓视野。

五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是文艺理论与其它审美形态如绘画、音乐理论综合研究，也可以与非审美形态如政治、伦理、哲学的综合研究；还可以与自然科学某些理论、方法的综合研究；从中形成一些新学科。没有文学理论的深刻研究，对其它学科也不摸门道，就谈新学科的创造，不过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而浮躁是与科学格格不入的。

展望九十年代，我想我们会更加成熟，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写出更多有创见的文艺理论著作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