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孙乃修同志撰写的《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领域涌现的一部学风严谨，功力扎实，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拓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宏观方面或是在微观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象《屠格涅夫与中国》那样，不是以单篇论文，也不是单纯停留于资料的汇编上，而是以数十万字的学术专著的形式，对一位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著名外国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总体性研究的，则可以说为数不多。

屠格涅夫是深受欧洲文化熏陶，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齐名，具有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的十九世纪俄国三大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丰富性，使他较易受到多种性格情感类型的人的喜爱。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下形成的中国作家对俄国文学的深情、对现实主义的偏爱，则可以从屠格涅夫作品里得到这双重感情的满足。他们从中汲取了新鲜的灵感，得到思想、艺术、情感诸方面的启迪，从而促进了自身艺术风格的成熟。孙乃修同志正是考虑到屠格涅夫“既是俄国文学的代表，同时又是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意义，才有意识地选择这位世界文学大师进入中国的历程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完成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系列中的第一部著作。

《屠格涅夫与中国》不仅在选题上匠心独具，而且全书内容也显得广博、厚实。它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以影响研究为主，兼顾平行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密切联系近代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和屠格涅夫独特的创作个性，通过“发出”、“媒介”、“接受”这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详细地介绍了自1915年以来屠格涅夫作品的汉译（包括作为重要文化媒介的国外著名学者、翻译家有关屠格涅夫的著述）和中国学术界对屠格涅夫的评介、研究情况，并具体分析了鲁迅、郁达夫、巴金、沈从文、孙犁等14位具有不同创作风格的中国现代作家对屠格涅夫的借鉴，从而基本上理清了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历史脉络。这不仅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等14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研究的深度，而且通过这一特定侧面，也显然有助于增进对“五四”以来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真切理解。

对“五四”以来中外文学的撞击、交流现象，固然需要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之内，从宏观上探讨它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重视对中外作家、作品之间作比较的微观研究。《屠格涅夫与中国》正具备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洞察相结合的学术品格。它在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透视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群体对屠格涅夫的选择和借鉴，并充分考虑到这些作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并非单限于屠格涅夫，而常以浑融一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鲜明的特点。

在学术研究中，任何一个科学结论的得出，必须要依赖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历史资料。前些年，学术界有一种凌空蹈虚，华而不实的不良倾向，对作为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的资料工作不屑一顾。与此相反，学风严谨的《屠格涅夫与中国》是将研究工作首先建立在对浩瀚史料的细心钩沉和充分占有的坚实基础上的。它不仅通过广泛、深入的资料收集，对有关屠格涅夫作品的汉译（包括不同体裁的所有译作，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进行全面、细致的历史发掘和考证，而且对14位中国现代作家在创作上所受屠格涅夫的影响，也注意从作家的自述和其他人的回忆、评论中，尽可能寻找出确切的实证材料。与此同时，又不单纯停留于客观的事实依据这一表面层次，而只是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论证的出发点。如有关屠格涅夫作品的汉译和评介、研究这两个部分，在铺叙事实的同时也作出评析，并注意勾勒每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对屠格涅夫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在努力追寻事实联系的同时，更为重视美学价值的探讨。

《屠格涅夫与中国》不仅以资料的丰富、翔实见长，而且还善于以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和精细的艺术洞察力，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具体、细致的条分缕析，并作出相应的精确概括。歌德曾经说过，“最能接受影响的人，也是最有个性的人”。（转引自《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孙乃修同志根据对“影响”的真正意义上是“变化、变形、同化”的理解，在联系社会历史条件、家庭出身、经历、性格气质、人生体验和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原因，揭示鲁迅、郁达夫等作家在创作上所受屠格涅夫影响时，不仅指出它确实加入了哪一种东西（即确立事实），而且能对这种加进来的东西产生的变化以及它在新结构中所具有的意义作出精细的分析，也即充分注意到“接受者”在吸收、融化后由于本民族和自身的主体条件所产生的变异和由此所体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将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零余者）形象作比较时，既提到他们精神上的共同特色（如“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与个人的孤独感、失败感”、“道德意识与情欲本能”的矛盾）及其所具有的敏感、忧郁、自省、自卑的基本心理特征，又明确点出两者的差异：“由于祖国的贫弱与受辱的地位，个人身世的不幸，生活的贫困，身体的病弱，性格的狂狷、悲抑，使郁达夫的情感更炽烈，也更沉重，往往带有绝望的色调。因而，这种相似的情绪，郁达夫表现得比屠格涅夫更强烈，更狂热，更极端，带有更多的病态性质”，并于最后作出了“在郁达夫作品中，屠格涅夫那种贵族式的温情脉脉的格调已经被同化而变成郁达夫式的炽烈、奔突、悲怆的风格”这一切中肯綮的结论。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从全书中举出不少。

《屠格涅夫与中国》在探讨中国现代作家与屠格涅夫的关系时，固然着重致力于影响比较，并为此尽可能收集较多的确凿的实证材料，作为进行思想和艺术分析的依据，但由于某种原因，当实证材料有限，著者仅凭本身的审美感受力和洞察力对二者作比较时，就不是简单地遽下断语，而是将作品中的具体材料提供给读者并点出自己读后的感受，引导他们去深入体味和品味，作出应有的判断。如在提到孙犁在刻画人物情绪和心理变化上运用屠格涅夫所擅长的“心理情感感官化”的艺术手法时，既举出二者具体作品中某些相似片段为例证，又并不作绝对的肯定，而只是说“这里似乎有着屠格涅夫影响的某些痕迹”，“孙犁很可能是从屠格涅夫作品中获得了启示”。这实际上体现了著者在将科学的实证的研究同艺术的、审美的研究的有机融合上所作的一种执着追求和努力。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与中国》在比较研究中既克服了纯鉴赏性、印象式的局限，又避免了机械性的分解的弊端，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黎舟《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有益尝试——评〈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原载1990年10月27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