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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会议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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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很活跃,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等近30个,其中纪念性的研讨会居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于1990年11月8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浙江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的110多名代表及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左联”与三十年代文学、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关于“左联”与三十年代文学,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左联”的历史功绩,认为“左联”的成立是革命文学日趋发展壮大的标志,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的研究者将“左联”与三十年代文学的关系置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道路中来考察,认为“左联”的成立并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核心,结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孕育、发生期,使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走向了成熟。有的研究者还在近代中国东西文化大交汇的历史背景上探讨“左联”对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认为“左联”的文学创作是“五四”之后中西文化在更深层意义上的一次交汇。在这当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进步的革命作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的现实和传统决定的。“左联”的成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存在的问题,也是与会者讨论的重要内容。有的研究者认为,“左联”的理论批评比较复杂,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从整体看,其主要影响来自“左”的方面,“左联”中不少重要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了这种“左”的倾向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还专文探讨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错误消长,认为其错误的性质主要是“左”倾,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械论、庸俗社会学,再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这些错误在后来得到一些克服,但影响也是深远的。与会者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了“左联”与三十年代文学的关系。关于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与会者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和意见,对出生在吴越地区的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艾青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作家所受的地域文化影响与关联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都来自吴越地区,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地域文化的孕育和影响密切相关的。

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由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和郭沫若故居发起组织,50位中外学者围绕着创造社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建树和创造社作家的创作风格与艺术个性的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有的研究者提出青年文化的概念,认为“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提出青年问题,试图用青年的朝气代替传统的暮气,但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基本上仍表现为中年文化的精神状态和目的追求。只是在创造社“异军突起”后,青年文化现象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格局中。创造社作家的亢奋乐观也好,苦闷感伤也好,都体现着一种青年人面对人生社会的独特文化感受和追求。对于创造社整体文学成就的评估出现了两种相左的意见。一种认为,在新文学运动中,以文学社团而论,创造社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掀起浪漫.主义高潮。他们对文学理论的建设,对文体的解放,打破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界限而使之交叉渗透,取得新的变化和变革的努力,都是不容忽视的。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社对青年一代的精神影响力不可低估,但文学成就不宜估价过高。创造社虽然是最重视理论研究的文学社团,但其理论又最经不起推敲、研究,而是表现为一股青春的冲击力与失之轻率的猛浪。关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究竟是不是浪漫主义这个在学术界已有争议的问题,也是研讨会上一个谈论较多的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创造社作家非但没有提倡浪漫主义,而且大多讳言甚至贬低浪漫主义,他们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是各种主义的杂多综合。创造社作家所共同关心和主张的只在于如何真挚地表现出自我感情。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认为,前期创造社的自我本体观、道德论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与鉴赏过程的三元主张,都充分显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基本色调。关于后期创造社的方向转换问题,与会者在突破对这一文化现象仅仅作出简单的社会学、政治学式的解释方面做出了努力。有的研究者着重从创造社作家文化心态内在转化的必然性,论述了后期创造社成员文化构成的政治色彩及其转向。此外,在讨论中还涉及了创造社的美学思想、创造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创造社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以及创造社活动的史料考证等问题。在研讨会举行的同时,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和上海图书馆还联合举办了创造社史料展,展出了创造社出版的期刊、丛书及其主要成员的著作版本、图片等史料。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1991年11月中旬在湖南索溪峪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学者80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会议围绕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解放区文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与会者认为,解放区文学是“五四”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继承和发展。“五四”时期曾提出平民文学、国民文学,三十年代革命作家倡导文艺大众化,预示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轨迹,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尚不可能产生一种新型的人民文学。只有外部条件的根本变化——革命战争的进展和人民政权的创建、巩固才使新型人民文学的产生成为现实。有的研究者还从解放区文学的女权意识与启蒙主题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解放区妇女是革命启蒙的主要对象,大量的作品注意描写女性的苦难及其拯救,正是解放区文学与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证明。解放区作家对女性解放的热忱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有的研究者还认为,一些描写农村变革、婚姻家庭和反封建迷信题材的作品,体现出了作家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开拓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学的主题。

除了以上三个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研方面的学术会议还有:

1990月3月17日,内蒙古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内蒙古联络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内蒙古分会联合召开“左联”与内蒙古三十年代文学研讨会,来自高等院校和文学研究机构的40多位各民族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三十年代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从事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介绍了当年在“左联”影响下的文学活动情况。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左联”是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其影响和意义不可低估。

1990年5月10日至12日,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丹东师范专科学校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丹东市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安徽、山东、辽宁等省市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巴人的总体评价、巴人对鲁迅杂文的研究及30年代小说创作等多方面的建树、巴人研究的意义等进行了总结和交流。与会者着重论述了巴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认为从巴人留下的文艺遗产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领域中形成、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及特点。

1990年6月9日,穆木天诞辰9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会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与会者高度评价了穆木天提倡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和大众化方向,为开创新诗创作的一代新风所作出的贡献。同年9月,又在吉林市召开了穆木天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由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发起,由吉林师范学院、伊通满族自治县主办。60多人参加讨论会,提交论文20余篇。会议着重讨论了穆木天的生平和思想、穆木天的诗歌和诗论、穆木天与外国文学、儿童文学等问题。在怎样评价穆木天的诗风转变问题上,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1990年8月1日至3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课题组在北京大学举办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约4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会议的主要论题是:一、关于小说史观念、体例与研究方法;二、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总体特征;三、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阶级特征。与会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富于启迪性和创建性的见解。有的学者在论述“五四”新文学中的小说时提出,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建立于“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创作者更重视的是更具普遍性的“文学”的性质,而不是文学的各种体裁的各自特点。这时期的小说广泛地吸收了其他文体的特点,成为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文学体裁。对于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理论与小说,有的研究者认为,“五四小说”在完成其重大的现代转折使命之后,渐渐走向部分的整合和规范化,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小说可称繁盛一时。有的学者还在论述四十年代小说流派及其总体格局时,论证了文学上的四十年代是一个丰富多彩、多元竞起的时代,它不同于五四时代的青春期和三十年代的丰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深化时期。

1990年8月4日,卞之琳创作及译作生涯60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持。与会者在发言中论述了卞之琳对我国新诗发展的’贡献。同日,《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还主持召开了有关卞之琳译作成就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赞扬了卞之琳为培养指导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人才付出的巨大劳动。

1990年10月23日至25日,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举行。会议由湖北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湖北分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七个单位联合举办,来自全国近150位教授、学者、作家、评论家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近30篇。与会者高度评价了姚雪垠六十年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并对其创作道路、文艺思想、主要作品展开了讨论、

1990年11月初,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大连、福州、厦门等地的冰心研究者、作家、编辑40余人,在福州举行了冰心文学创作七十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就冰心文体、冰心与同代其他女作家的比较、爱的哲学、闽文化和冰心、冰心的第二个创作高潮等五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与会者对冰心文体的开创性进行了探讨,认为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开创了新诗的小诗文体;冰心的短篇小说集《超人》开创了社会问题小说文体;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读者》开创了诗体散文文体;冰心近年的散文开创了诗政论文体。关于爱的哲学,多数与会者认为,冰心的爱并不是泛爱,也不是基督教的爱。爱的哲学实质上是追求理想的人生,是对专制制度和利己主义的批判,它给予人们的启迪是向上的,积极的。

1991年4月底,叶圣陶研究会第一次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9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教育、出版、编辑工作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全面总结了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在教育、文学、编辑出版各个领域内的业绩和成就,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叶圣陶对新文学事业的重大贡献,认为他的一系列“教育小说”和长篇小说《倪焕之》以及大量的童话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开拓作用。许多论文用大量事实说明,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叶圣陶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积极鼓吹者和大力倡导者。

1991年5月27日至29日,刘半农及其文化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江阴市举行。与会者发表了《他的眼睛是落在地上——论刘半农诗艺现实主义的丰富性》、《从战士到名士——刘半农前后思想矛盾初探》、《刘半农在新诗史上的历史地位——刘半农新诗之最》、《论刘半农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刘半农的律学研究及其历史地位》、《刘半农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等论文。讨论中对刘半农思想的评价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他有一个从战士退回到名士的变化过程;一种认为他前后思想一贯,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个人进化或退化的标志。

1991年6月1日至3日,由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联合主办的陈瘦竹戏剧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陈瘦竹的治学精神与戏剧理论研究进行了讨论。许多与会者认为,陈瘦竹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开山者之一,在戏剧的一般理论、悲剧理论、喜剧理论与话剧史研究方面,都有开拓性的建树。可以说,陈痩竹是中国戏剧研究中的一个全方位的拓荒者。

1991年6月20日至22日,李劼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曁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会议收到学术论文20余篇。一部分论文从宏观着眼,探讨世界文学背景中的李劼人,就李劼人谈历史小说的视角和他的历史观,论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的史诗追求及内在矛盾性,或从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角度论李劼人的价值。另一部分论文则分别就李劼人四部长篇中的人物、宦场波澜、民风民俗(包括住宅和园林建筑描写)、语言,以及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和无场次话剧《死水微澜》等,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

1991年8月16日至19日,由南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天津分会联合举办的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专家学者和来自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及香港的10余名曹禺研究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40余篇。会议围绕着曹禺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曹禺思想与其创作的关系、曹禺剧作的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研究者认为,曹禺的现实主义戏剧以其特有的艺术个性、民族独创性和美学风格特色,形成了诗化现实主义的戏剧学派,他以其杰出的剧作成为中国话剧的奠基者之一。有的研究者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1991年8月25日至28日,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日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等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100多位诗人、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60余篇。与会者围绕着艾青诗歌创作的成就、诗歌的思内涵和艺术特色、艾青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艾青的诗歌美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对艾青诗歌、诗论的思想意义及艺术价值作了全面评价。与会者认为,艾青的诗歌是生长在二十世纪中国土地上的一棵大树,它充分写出了这个时代的苦难、奋进,以及历史的命运,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刻思考。

1991年9月3日至5日,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作家,以及来自日本、美国的学者8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30余篇。与会者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这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文学现象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与会者认为,会议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以及进一步探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1991年9月9日,是诗人、革命烈士蒲风诞辰80周年,广东、福建两省文联、作协与广州市、福州市文联在广州联合举办蒲风诞辰80周年纪念大会。广东、福建两省文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大会。与会者满怀深情,缅怀蒲风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认为今天纪念蒲风,就要象他那样坚定革命信念,永远做“大众的良朋”,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纪念会后,举行了蒲风学术研讨会。

1991年9月12日至16日,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省作家协会、省文化厅、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联和成都市百花潭公园慧园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日本和香港、台湾等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巴金对中、西优良文化传的统继承与借鉴,巴金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与会者提交了70多篇学术论文和3部研究专著,从如何科学、公正地评价巴金,如何加强对巴金的微观研究,巴金的小说、散文成就,巴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巴金与外国文学及外国作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深入地探讨和交流。

1991年10月7日至12日,为纪念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茅盾诞辰95周年和逝世1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茅盾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等单位联合在南京举办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80多名现代文学学者、茅盾研究专家,以及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美国、日本等国的汉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10部专著和50余篇论文。在5天的会期中,与会者围绕茅盾与中外文化的中心议题,就茅盾与中外文化思潮、茅盾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茅盾与西方各种文学艺术流派、茅盾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茅盾的创作与中外文化艺术思潮流派的关系等内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展开了充分、深入的学术讨论。

1991年10月11日至13日,为纪念著名作家巴人诞辰90周年、颂扬巴人的光辉业绩,推进巴人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中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全国第三次巴人学术讨论会在宁波市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11个省市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巴人的文学创作、理论建树、文品与人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地讨论,并到巴人的故乡奉化市大堰镇,参观了巴人故居,拜谒了巴人墓。

1991年11月12日,田汉诞辰94周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6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界专家学者、艺术家及健在的“左翼剧联”老同志2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深切地缅怀了为中国革命戏剧运动、戏曲改革等忘我奋斗的一生,高度地评价了左翼戏剧运动、救亡戏剧运动、抗日戏剧运动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戏剧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会议号召,要正确地总结左翼戏剧运动的成就,学习田汉等革命戏剧家们的战斗精神和创作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国革命戏剧的光荣传统,并在当前的新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走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开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戏剧繁荣的新局面。纪念会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田汉研究会主办。从12日至16日还举办了田汉和“左翼剧联”主要成员创作生活和作品学术研讨会,以及田汉和“左翼剧联”主要作家剧作的演出活动,演出了田汉不同时期的戏曲和话剧作品《白蛇传》、《谢瑶环》、《咖啡店一夜》及夏衍、丁西林的话剧《都会的一角》、《三块钱国币》等。与此同时,还举办了田汉和“左翼剧联”主要作家剧作及戏剧活动的图片资料展。

1991年,为纪念萧红诞辰80周年,黑龙江文学学会等10单位举办了萧红文学创作学术讨论会,60多位专家、学者、作家参加会议,提交论文约30篇。与会者从爱国主义、审美情趣、文化意识、创作心理、乡土文学、比较文学等不同角度,对萧红的创作进行了探讨。会上,对萧红《呼兰河传》的评价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呼兰河传》从社会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上都高于《生死场》,是她成熟的表现。另一种看法是,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趋向成熟,而在批判的坚决性上有所减弱。《呼兰河传》中明显存在着对前途的迷惘和困惑。

1991年是“五四”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7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联、山东省作协、明天出版社等单位在济南召开了文学研究会成立70周年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文学研究会的历史贡献,并对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倾向,茅盾在文学研究会中的核心作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与会者认为,如果说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可称为“青年文化”,那么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则具有早熟的“中年文化”的特点。他们不象创造社作家们在年青时留学海外,大量接受了许多西方现代思潮,呈现出急进、骚动的心理态势,而是多数没有出国,或中年以后出国,因而对现代中国有较为深透的了解,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较多的本土特色,能够集古今中外之成,不急进,较中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因此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文学研究会大多数作家“诗”的年龄相对较短,“散文”的年龄则相对较长,在心境上也显得比较清朗。他们以诚实的品格,执着朴实的创作态度,坚持“文学是为人生的”,创作了许多可以留世的优秀作品,其影响不仅在二、三十年代是巨大的,对今天的文学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与会者还对该团体成员的庞杂情况,组织特点以及早期共产党人与该团体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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