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并从1992年后开始建设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的探索。但是，这一过程扩大了沿海与内陆的差距，给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潜在威胁。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研究中国经济的日本学者非常关注“西部大开发”的走向，我们也是其中一员。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四个方面的条件：①防止地区差距扩大；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③引进资本和技术；④防止环境恶化。本课题首先分析这4个条件的制约情况及其深度，然后与日本经验进行比较，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新近出版了一本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的成果（《中国经济结构改革——以持续性的成长为目的》，日本经济新报社，2006）。这项研究也是日本经验的借鉴。这项成果与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有一些共同点，但我们的研究特点不同，本课题的特点是把焦点放在“西部大开发”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上。

地区间存在差距并非破坏社会经济的因素。实际上还有可能推动低收入地区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一些学者认为应推进内陆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如关满博·西泽正树（2000）等。山本恒人教授认为，由于中国人才发展指数（HDI）尚未稳步上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国内外要素流向不是面向内陆地区，而是强化面向东盟发展中国家或南亚地区（本课题组组长，山本，2006）。这里不是指整个中国都向南发展，而是指中国沿海地区的资金和企业南下。越南工业化历史不长，基础产业发展落后。越南有稳定且廉价的劳动力，这一点固然好，但越南几乎所有材料都必须从海外运进。课题组细川教授根据其在越南所作的研究提出：外资普遍希望利用华南的供应链，而越南的进出地应该是靠近华南的越南北部的河内，海防的郊外，由此形成“华南—北越”经济圈。本研究认为，应将此进一步修正为“华南―西部―北越”经济圈，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山本教授是本课题的总负责人，他本人还研究中国区域开发的人才培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其影响。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经营资源的保证，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和资金储备。Odagiri和Goto（1994）以进化论为理论背景提出：作为形成技术能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和教育制度储蓄极为重要。在推进市场经济的中国，民营企业的作用也很重要。西部大开发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民营企业。课题组成员松冈教授1998～2000年用科研经费对内陆地区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重庆的摩托车产业）作了调查，研究成果在中小企业学会发表，并刊登在该学会杂志上（松冈，2002）。本次研究以松冈为中心，借鉴他的经验，采取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形式，分析内陆地区民营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方法（教育制度、传统技术、企业间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进行展望。

近年备受瞩目的“产业集聚”是广义的技术积累。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聚集地是大连、北京、天津、上海、青岛、广州等沿海地区。藤本隆宏（2003）和新宅纯二郎（2003）等的先行研究以这种地区产业集聚形态和日资企业的市场战略为对象。本课题研究把焦点放在日资企业（特别是汽车企业），研究西部地区怎样形成产业聚集和供应体系。同时，研究日资汽车企业在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及其对环境保护可能作出的贡献，并进一步以课题组成员细川（2006）为核心，分析中国西部和东南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

中国西部大开发从启动到2004年的4年间，引进外资达75亿美元，2003年以后略有停滞倾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以软环境（政府职能、法律环境）和硬环境（基础设施）两方面尚未成熟作为研究课题。日本学者梶田幸雄（2003）对中国引进外资政策有见解独到的研究，但他没有关于中国西部引进外资政策的研究成果。本课题以课题组成员田中教授（2003）为核心，评估中国西部引进外资政策的意义和西部大开发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探讨引进外资对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展望日资企业在西部地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地域开发而发生的公害。伴随工业化的环境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区域竞争。本课题组桑原教授提出，今后在西部的“开发竞争”会更加激烈，要调整地区利己主义政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地区开发政策的条件。作为中国的地区政策研究，关满博编（2006）、丸屋丰二郎·丸川知雄·大原成树（2005）把焦点放在产业集聚上，课题组桑原教授（2003，2005）曾做过以上海、大连、青岛为对象的地域开发政策的调查研究，但这些先行研究是以沿海地区为对象的，本课题研究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政策调整，并以重庆为对象进行调查，探讨该地区今后的区域开发政策及调整。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课题组藤川教授提出，日本和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将使双方受益。第一，日中间的CDM将对中国区域经济、区域间经济，以及资源利用产生影响，有利于提高效率。课题组Fujikawa教授（2006）提出基于CDM效果确定优先区域的方法，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扩展。第二，日中间的CDM利用不仅给中国带来效益，而且给东南亚地区带来效益。课题组藤川教授（2003）揭示了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方向。过去的CDM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国利益即排出量分析。上述两个视角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环境政策对亚洲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要进一步从构建数量分析框架和评估模型的角度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