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沟口雄三著作集前四本之后，经过译者们的共同努力，后四本的翻译已经面世，沟口先生一生著述的主要代表性文字得以相对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个翻译的过程，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深入的自我训练过程。在沟口先生的思想世界中谨慎地前行，使我获得了中国历史世界多姿多彩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投影；当这些鲜活流动的投影在沟口先生感性而思辨的论述中逐渐形成一个动态结构的时候，我真实地体会到了在历史中寻找原理、探寻历史动力这项思想工作的魅力。

对于沟口而言，中国历史的结构显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之网。他透过中国思想史所提供的基本言说，试图考察的是这些言说背后相互纠结着的历史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1250534；而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与政治体制的密切关系，使得中国思想史具备了强烈的现实政治性格。身处文化逻辑迥异的日本，沟口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基本关怀：为什么中国在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时候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而日本却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其中的历史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早年写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时开始，沟口就表现出了思想史大家所共有的思考特征：他反复讨论和追究一些具体问题，细致地把它们从当时的某些共识中甄别出来；这些问题单独看去似乎并无振聋发聩之处，而且沟口从来不以发掘珍稀史料为己任，他使用的多数是最普通的史料，甚至不惮援引例如二十四史这样的史学界视为“二级史料”的文献；但是，当这些单独看来并无特殊之处的问题点依托着对于史料细致准确的钩沉聚集为一个相互呼应的结构之后，沟口显示了他思考的独创性。那些单独看来只是一些具体结论的问题，日后均成为这个解释结构的“关节点”；反过来说，只有把握住沟口的结构意识，他所试图推进的那些具体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即使他在晚年来不及完整地完成这个结构就过早地离开人世，我们也仍然可以沿着这些关节点所指示的方向思考和推进这个结构性的假说。

这个结构性假说，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有关“天下与生民”的动态历史机制。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无论是传统的王朝与黎民百姓，还是现代的国家与民族社会，都被这个天下—生民的结构所潜在地制约和左右。从西欧历史的视野出发所观察到的中国式“近代”的挫折，遮蔽了“天下”与“生民”这两个无法归纳为主义的维度，也肢解了中国在近代历史转型期所特有的转化方式所内含的历史逻辑，因而也遮蔽了我们贴近中国历史去解释今日中国社会的途径。沟口提供了一种可能——摘掉来自西欧的有色眼镜，排除美化或丑化中国历史的意识形态干扰，追问那个本真的问题：左右着中国历史在重重“偶然性”中曲折前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