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及其实践，引发了中外学术界持久、热烈而深切的关注。港、澳回归前，西方世界弥漫着悲观的看法，认为回归之日，便是这两个地区的自由终结之时。其中一些不怀善意的西方政客或所谓学者还极诋毁“一国两制”之能事，恶意中伤中国国家和政府，说什么“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容忍政治异己”等。然而回归十余年来，“一国两制”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证明西方世界曾有的悲观预言和恶意诅咒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两制”不会遭遇新的挑战，不会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或问题是：“一国两制”之政治法律架构未能为“民主”提供空间和条件、铺平道路，换言之，不合乎“民主”的逻辑。香港一知名学者有如下看法——代表了香港一部分人的社会意识：回归后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仅得到了保障，而且获得了扩展，但“一国两制”没有回应港人的民主要求。简言之，“一国两制”有人权却没有民主。

西方人的论调尽管没有事实根据，但却有属于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法律理论，或者说有其思维逻辑的，而部分港人之观点则是奇怪的。他们的思维逻辑亦是西方式的，所谓“民主”、“人权”、“法治”之类。但即使依循这种逻辑，没有“民主”，何来“人权”？而他们承认的事实是没有民主，的确有人权。

显然，西方的逻辑是不能恰当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因为，“一国两制”既超越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验，也超越了其政治法律理论的框架。“一国两制”是属于中国文明的创造，是中国之“道”的演绎。

构成一项政治法律制度的既是观念也是事实，既是事实也是目的。而观念和目的，乃是构成该项制度的精神要素。因而，对一项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解，事实的观察虽有必要，但精神的探求则更有价值，唯此才可领悟其完整意义。

“一国两制”的精神是什么？有多种诠释：开放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妥协的精神，甚至民主的精神、人权的精神等。或许这些可能是为“一国两制”体现的精神，但却不是其根本精神。我的看法是：“一国两制”虽然是以政治法律的形式存在的，但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伦理精神，而非“民主”精神或者所谓的“人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