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迪庆地方社会的形态，是以土司制度为基本形态，以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族群身份在其中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民族识别之后，新的民族身份为人们带来了身份再定义的过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化的，超越于民族与宗教之上的伦理规范与情感联结，使地方社会得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