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搞一个民意调查，问一下国人“你对当下中国的道德状况是否满意？”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满意”“很不满意”甚至“极不满意”。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可以说犬儒主义盛行、投机行为泛滥、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处在道德底线之下的恶行，总是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的文化与道德正在呈现坏死之征兆。

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其实已经看到社会风气问题、道德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了犬儒主义的盛行、投机行为的泛滥、人际关系的恶化、社会诚信的缺失。但奇怪的是：眼看着自己生存的公共世界正在一天天坏死，他们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或者至少自己坚持不作恶，而是出于为自己牟私利的目的，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败坏中，生怕晚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投机、犬儒、得过且过的态度，可能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因为这种人作恶的原因不是不能明辨是非，而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为恶却依然如此。崔永元在微博上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这就是我们分裂的、犬儒式的生命哲学。下面让我来举一些例子。

最近两三年大学校园流行一种所谓“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对付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设计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全国各高校在两三年前开始全面实施一种叫作“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系统，也就是用一个专门软件来审查大学生、研究生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问题。该软件的正式名称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推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应对。这个软件是专门用来对付论文“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检测出一篇论文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也就是让一篇本来是抄袭的论文看起来不像是抄袭的，并且能够通过审查（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此项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个。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不诚实的、可耻的行为，他们也不是没有被告知论文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没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仍然选择了作恶。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缺乏分辨是非、对错、好坏的能力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分明具备这种能力的情况下仍然自觉地、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了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

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权谋，是如何学会作恶。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和坏人一样坏，甚至更坏，才能战胜坏人。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流行一种哲学：比坏哲学；一种心理：比坏心理。

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没有心机，不会权谋，更没有害人的技巧。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甄嬛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在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比对手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成熟了，并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于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以崔尚宫为代表的恶势力的迫害，受尽折磨，但她没有像甄嬛那样“成熟”起来，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崔尚宫，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一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不学坏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只有学坏才能生存。这种观点非常流行。我的文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在《人民日报》发表后1456562，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未来网做了一个调查，53.9%支持，40.5%反对（见图1）。1456563我博客中这篇文章也留下了大量评论，反对的人不少，理由就是我的这种看法不切实际，唱高调。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即使现实生活中的确流行这种比坏哲学，文艺作品也不能复制它，宣扬它。文艺作品应该高于生活，超越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它对于生活的超越性就表现在超越而不是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不健康的价值观，哪怕这种价值观非常流行，占据支配地位。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标准不应是僵化的真实性标准（很多关于历史剧的讨论常常纠缠于真实性问题），而应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图1

稍微了解一点西方大众文化的人都知道，拒绝学坏也是西方大众文化作品的一贯主题，从《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经典童话作品到《哈利·波特》等好莱坞大片，哪怕吃亏也要拒绝学坏是它们共同的主题。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处在险恶的环境中并受到坏人的算计迫害，但是他们从来不采取以恶抗恶的方式、通过比坏来战胜对方。我认为这点对于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对孩子的价值观教育非常重要。曼德拉的伟大也在这里：他自己受到殖民政府的残酷迫害，坐了几十年的牢，但是出狱后却并不主张以恶抗恶，以暴力抵抗暴力，而是主张宽恕和和解。

回到《甄嬛传》。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权谋与诬陷手段对付皇后是不对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我们对于比坏心理的分析还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还要深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流行比坏。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广泛存在鼓励比坏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也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周围的人群、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生活环境让人们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比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流行起来的：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有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吗？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的存在就是例证。

用社会环境的坏、别人的坏来为自己的坏辩护的最新例子，就是某著名歌手为儿子李某某辩护的逻辑：“（我的）儿子没错，错的是社会环境。”她把儿子的错（实际上是罪）归结于坏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不愿承认自己的孩子该承担责任，而且还拉出几个和李某某一样坏或更坏的法官比较：“上海的4个法官还是成年人，司法干部同志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失足了，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她的逻辑固然站不住脚，但这种心理却是非常普遍的。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人们不仅不会产生悔过、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为什么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有些还面带微笑、神色自若（比如之前被审判的“表哥”）。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者说，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比自己罪更大、更坏、更恶的大有人在。通过这样的比坏法，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此种风气长此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要改变甄嬛的负面榜样效应，只能是让好人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翻身。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