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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治理的关键是基层组织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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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级决策层日益感受到社会舆论的巨大力量和传媒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一方面,网络化的信息传播迅速膨胀,直接给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带来各种难题;另一方面,传统的报业和广播电视业市场份额迅速下滑,资本大鳄开始悄然投资新媒体领域,这也让国家有了失去“主流传播渠道”的担忧。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摸索,高层给出的方案似乎已经比较清晰:一是要统一协调,加强网络信息的安全管控;二是利用国家资本,推动跨界融合,搭建新的媒体平台。前者如国家网安小组的设立以及一系列人事和机构的重新配置;后者如近来被广泛关注的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新一轮资本化改造,其中特别强调资金和媒体技术的跨界性,即打造“融合”性的“新型主流媒体”。

利用底线管控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利用资本整合和产业再造来寻求传播的主动权,这一思路在中国媒体治理中已经延续了十余年。底线管控从来不曾放松,当前的媒体融合政策也与媒体刚“入世”时提出的“面向市场做大做强国有媒体”和“媒体集团化发展”的思路非常接近。所谓“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挑战”(文化信息安全)与当年的“传媒业入世”一样,成为媒体资本化改造的绝佳理据。

强大资本力量所推动的新媒体变革绝非虚构,这也让国家出手拯救和改造传统媒体,成为一项似乎不得不为的被动决策。但一轮又一轮的媒体产业化同时产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治理问题:市场化和资本化被反复当成拯救“主流”的路径,被认为是“国家”有效进入“社会”,赢取“注意力”的手段,而市场化和资本化却往往制造出“主流”的叛逆,走向预期的反面。其中原因值得思考。

鉴于中国的传媒业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准利益集团,如果只有底线思维和安全意识,而缺乏理论辩论,社会基层声音难以充分表达,传播治理的效果便会大打折扣。本文从具体的媒体融合政策入手,讨论媒体的市场化发展能否成为当前传播治理足够有效的手段,是否还有其他选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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