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似乎进入一个“后历史”的水晶状态。“后历史”是阿诺德·盖伦（Arnold Rehlen）曾经使用的术语，表示那种一切皆变却没有什么更新的奇特感觉。Rien ne va plus——真正让人惊讶的东西，似乎不再可能出现。在各种系统性强制因素构成的铁幕之下，一切可能性都已经穷尽，一切选择都似乎已经冻结，所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路径毫无意义。但是从此以后，这种精神状态发生了改变，历史以加速度的形式重新流动起来，甚至达到炽热化的程度。新的问题改变了旧有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开启了让我们重新审视各种可能的社会运动的未来视角。

置身于重新流动起来的现时代，两次历史运动影响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第一，德国统一，中东欧的独立以及席卷整个东欧的种族冲突，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族/国家的未来问题面临始料未及的局面。第二，欧盟的各个国家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加上引入统一货币而带来的将要统一化的内部市场这些事实，突出了民族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相对于跨国层次上发生的经济一体化来说，与各民族国家相伴而至的民主化进程滞后得让人沮丧。

这些主题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一些规范性立场做一个概念上的明晰，并希望借此对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