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将文化的维度引入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分析中，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引发全球政治冲突的根源。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也使世界人民在对和平的憧憬中带着“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亨廷顿，2013），质疑、指责这一观点夸大了文化的差异性。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撰文批判，“文明的冲突”过于强调文化的单一性与分类性，忽略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结，亦不重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在对文化的简单分类中，世界人民仅仅是“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中“单一维度的生物”（森，2009）。

抛开学者们为建构各自理论进行的渲染与夸大，至少从他们的争论中可见，文化本身具备两种不可否认的属性：首先，文化被特定群体成员创造、共享，由此具有区隔群体的功能；其次，文化是非静态的，在各类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和联结中被丰富、建构甚至重塑，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过程性不容忽视。

人类学鼻祖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界定时，曾对文化的这两种特性进行强调——共享性与过程性：文化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环境和改善生活方式的努力，它是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泰勒，2005）。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2005）在著作《文明与野蛮》中曾对文化的共享性与过程性形象化地描述：人类祖先区别于黑猩猩的地方在于，能够从邻居那里学习将竹竿接长够香蕉的技巧，并教会子孙，这一“学样”过程即是促成文化积淀的分享过程；文化又是“借来”（borrowing）的，是一件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百衲衣”，并非“独家制造”。文化的区隔性与过程性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文化的积淀中，呈现于各国社会心理学家范式有别的学术探索中。

本书将围绕文化的区隔性与过程性两种特性来思考群体层面发生的心理现象：文化共享于群体成员之间，又反过来促使群体认同的形成、凸显群体间差异；另外伴随着群体的迁移、沟通与互动，文化发生变迁，使群体中的个人有着多种身份、认同与思维方式。本书在对已有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文化在群体层面上建构、形塑、改变人们社会心理状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