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人口与社会转型期，为适应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人口、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人口问题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分布等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单纯研究人口问题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的影响，不利于形成人口问题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整体认识；而要全面系统探讨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往往会因为问题复杂且抽象使得研究无法展开，这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因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将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化，有侧重地进行研究。已有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一方面，社会稳定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可持续发展过程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高层次的社会稳定提供物质和文化条件。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健康等内容的社会稳定，以及与社会稳定这一概念紧密联系的公共安全、社会失范和社会风险，可以在整体上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与内涵。因此，本课题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三部分。

人口性别结构是基本的人口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近30年，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口结构失衡及分布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由过去单纯的控制人口数量，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问题；中国目前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又集中反映在性别结构失衡（为了叙述简洁，以下在未特别说明处简称“性别失衡”）。性别结构是影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认为和谐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特有社会状态，社会由男女共同组成，两性结构均衡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人与人关系的改进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违背了性别结构平衡的自然法则，破坏了个人、家庭、人群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也破坏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是性别歧视的后果，将诱发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失范行为，刺激与放大社会风险，进而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性别平等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性别平等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女性缺失和性别不平等，不仅影响女性的生存、参与和发展，同时会影响男性和人类整体的生活福利，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治理不仅是公共管理问题，也是公共政策创新问题，是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联合的公共治理问题，更是中国目前与人口相关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最亟须解决的民生问题，对国际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总之，性别结构失衡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稳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随着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与国际社会发展理念的逐渐接轨和融合，中国的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渐演变为一个事关全球稳定、和谐发展的重大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重视。

目前，有关人口质量和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较多，但对人口性别结构，特别是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非常匮乏，而有关战略研究就更为少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与优生优育、教育和健康相关的人口质量及以人口老龄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较为直接，与此相关的数据较易获取，容易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另一方面，虽然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童死亡率偏高带来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在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由此引发的对女性生存发展权益的侵害和对男性的婚姻挤压也必将危害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影响才刚刚显现，且由于研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前沿性，数据较难获取，使得学术界和政府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性别比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100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简称性别失衡。出生、死亡和迁移因素的性别差异都会影响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国家在一个阶段平均100个出生女性人口所对应的出生男性人口的数量，正常范围是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103～107名活产男婴。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发现，正常情况下男女性婴儿（0岁）死亡率性别比在1.2～1.3之间，而幼儿（1～4岁）死亡率性别比在1.0～1.2之间。

出生人口性别比或者死亡率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都会使得某一性别人口的绝对数量出现“过剩”，导致性别失衡；同时，男女两性在迁移率方面的差异，则会加剧地区间性别失衡的严重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引发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5，女婴死亡率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且为全球最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7.94，总人口性别比已上升至105.2，高于正常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态势及其影响已经十分严峻。2010年，中国30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为1886万人，是相应年龄未婚女性人口的4倍多，50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为540万人，是相应女性人口的10倍多。同时，大规模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将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得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

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溺弃女婴和对女孩的忽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而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现行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的一些因素是条件性原因。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的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安全和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性别失衡问题本质上是人权问题，同时又是发展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性别失衡不仅存在于低生育水平下的当代中国，也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以史为鉴，对于认识和解决现实的性别失衡具有重要意义。性别失衡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国际社会的治理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缺失1亿人左右，除了中国之外，主要发生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韩国等一些国家。需要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由性别失衡引起的社会风险治理很难完全仿效其他国家的做法，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国外有学者将中国和印度的男性“过剩”问题与国际安全相联系，认为“光棍”阶层的出现将令犯罪率增加、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该观点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来之不易的大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性别失衡问题，性别失衡治理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2006年国家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成为中国转型期统筹解决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实施国家人口战略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采取的一系列法律、经济、社会措施，还未取得显著成效，政府在性别失衡治理方面存在绩效评价与管理方面的盲点。同时，由于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还未完全显现，再加上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复杂多样、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政府与社会对性别失衡所引发各种潜在社会风险普遍缺乏清晰的认识。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需要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国家的现实需求呼唤相关研究的深入，迫切地需要对性别失衡问题——特别是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复杂动态关系，在学术、制度与政策的实践层面进行深入、系统和前瞻性的实证研究。相关研究的深入和治理的实践成果既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本研究旨在以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研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系统分析性别结构失衡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对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综合治理进行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与战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减缓和预防性别失衡及其一系列的社会人口后果，降低社会风险，有力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