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具有规律性和滞后性两个特征，正是这两个特征构成了人口预测的基础，使得对某一个区域或人群的人口预测结果具有科学性。其中，规律性指未来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受历史和当前人口演变的影响，通过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等现象能够预测未来人口的规模和构成，即人口发展具有可预见性。滞后性指当前人口态势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和周期才能反映出来，同理，现在人口的状况也是由历史人口发展进程演变而来。人口发展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人口预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一，人口预测是科学和准确的，特别是中短期的人口预测受政策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科学合理的人口预测能够使人们积极应对不可避免的人口后果，及时调整人口和社会经济政策，优化人口数量和结构，实现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均衡发展。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了女孩遭受歧视，在人口学上表现为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从而使得婚姻市场上男性过剩，产生了男性的婚姻挤压（李树茁等，2006）。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针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过剩男性人口的总量进行了估算。如Poston 和 Glover（2005）估计，中国1978～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300万人。从2010年开始，中国每年有近百万过剩男性没有初婚对象，约为男性年初婚人数的9%（Tuljapurkar et al.，1995）。男性过剩人数在未来十几年内仍将持续增加，20～49岁男性过剩人口2015年超过2000万人，2025年超过3000万人，2035年超过4000万人，在2040年左右达到4400万人（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2001；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2002）。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0年以来保持120，到2030年0～4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6247万人，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康建英等，2006）。从1985年到2005年的出生队列中，共有2700万过剩男性，2010年后在我国婚姻市场中，每年有100万以上的男性无法找到初婚对象（Tuljapurkar et al.，1995；Attane，2006；Ebenstein & Sharygin，2009；Jiang et al.，2011）。同样是2010年以后，在50岁以上的男性人口中，未婚男性比重区间在5%～16%（Zeng，2007；Guilmoto，2012）。

已有研究的预测结果表明，在中国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背景下，未来的大龄未婚男性规模将持续增加，数以千万的适婚男性将由于女性绝对数量的缺失而被迫失婚。但对大龄未婚男性规模的预测中基本上没有区分大龄未婚男性和其他婚姻状态男性的死亡水平差异，已有研究均假设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概率与其他男性一致，即不考虑大龄未婚男性较高死亡水平情况下的人口预测。根据第五章的分析结果，婚姻对男性死亡水平的影响显著，在预测时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预测结果就会产生较大偏差。

为了评估男性婚姻挤压危机的潜在严重性，深入探索中国婚姻体系对未来变化的潜在反应，本章基于中国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分析，将大龄未婚男性的死亡水平和模式纳入中国未来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和结构的预测中，并通过与已有预测结果的对比说明该预测方法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大龄未婚男性人口预测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本章将详细论述和考察生育率变动，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以及成婚模式转变对未来中国大龄未婚男性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程度，全方位对未来中国大龄未婚男性进行人口预测分析，进一步说明未来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在规模上对中国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压力。

最后，性别失衡的影响和后果不仅仅局限于人口的婚姻市场，女性缺失将直接影响人口的再生产，对未来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性别失衡下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考察，预测性别失衡对人口长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未来人口总量、出生人口和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