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普适—冲突的世界人权图景，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中国必须突破西方人权文化霸权，建立中国本土的人权理论，复兴中华人权文化；在实践层面，中国必须在自家语境中探索一条不断增进人权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依然承续着“五四”以来的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命题。中国人权建设乃是一种命定的伟大实践，它的问题及解决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人权建设的漫漫征途。其间既有坎坷与曲折，又有坦途与辉煌；既有探索的艰辛，又有成功的喜悦。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有了长足的进展。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本土性与后发性，新中国注定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自家的困惑与外来的压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欧风美雨，不断冲击并解构着中国本土的理论与实践。由此，中国无意识地陷入了一种消极被动的集体思维惯性：即习惯于采取一种冲击—回应的方式应对外来文化冲击。随着西方文化舶来品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中国智识精英疲于移译、传播或进行某些粗放式评介，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一种“走出去”的文化理论。历经一番折腾，国人早已习惯于自家门前满嘴洋话，而鲜有勇气站在洋人面前满嘴中国话。1642323故而中国每每堕入冲击—回应，再冲击—再回应之恶性循环，此已成为国人之历史共业。面对西方人权话语与理论系统的冲击，中国大抵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惯性。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惯性，中国在人权价值与制度两个层面进行了相应的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