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当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种族、区域、阶级、职业等界线来划分的。如果这些界线能够作为足以区别亚社会（Subsocities）的稳定而深刻的标志，那么，注意这种划分是必要的。综观这些社会结构的界线，可以看到，它们所体现的是不同强度和广度的文化差异。一个在语言、宗教和经济生活上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又聚居在一起的种族群体，很可能在规范、价值观、物产、所关心的历史事件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于主导文化的民族特色。其他类别的群体内部可能就没有这么广泛的一致性了，例如一个职业群体，其内部共享的不过只是一定的词汇，对特定技术的推崇和一些观念。无论对一致性达到何种广泛程度的群体而言，只要亚文化能够表征一种社会关系的网络，这个概念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除了审视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我在这里不打算过多地讨论亚文化的概念问题。1650118很清楚，亚文化不能纳入反文化之内。一个种族群体的宗教观、语言模式、饮食嗜好和其他规范别具一格，这些基本上不是与它所处的大社会发生冲突的产物，而是亚社会内特有的社会化和相互影响的结果。生长在这样一个亚社会的孩子们的个人倾向不曾被导入大社会的规范系统却具有自己的形成过程。

反过来说，反文化是否该纳入亚文化之内呢？这个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人们作出何种回答，这主要看他是想强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共性，还是差别。两者都不像总体文化那么包罗万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它区别开来的规范系统。但是，反文化主要由它对主导规范的颠倒来界定，而这一特征在亚文化中则只是偶然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依我之见，我们应该在承认这两个概念所指的现象在经验上有时难解难分的同时，适当地从分析的角度区分这两个术语所涉及的社会过程。各种反文化都是危机性的（emergent）现象，它们并非植根于传统的亚社会、种族团体、职业群体或其他相当稳定的社会单元。通常，周围社会的变迁导致反文化的急剧发展；而亚文化的演进总是要缓慢得多。因为它所表现的规范和价值观是对大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极端改变，所以，反文化倾向于既由它们自己来界定，又要由相关的方面来界定，它们自己的规范系统与它们所反对的规范系统在界定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行为既可能表现出文化的因素，亚文化的模式（反映着鲜明的阶级分野或不同的种族背景），而一些人还可能表现出越轨行为，甚至反文化的价值观。在其引人入胜的文集（《骗子和淫秽篓子：论伊丽莎白时代的下层生活》）（Cony Catchers and Bawdy Baskets：An Anthology of Elizabethan Low Life）之中，萨尔加多（G.Salgado）不仅汇集了关于“一个有自己统治规则和统治者的亚社会”的描述，而且汇集了关于阶级差异和个人越轨行为的描述。这种经验层次上并不罕见的混合现象不应该阻止我们做必要的分析。

我将在下面的章节里讨论“对立语言”（anti-Language）这一概念。哈里迪（M.Halliday）在他直接以此为题的文章中说，对立语言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母语的语言。它作为一种应急的言语形式使它的使用者与对他们来说充满伤害并因而受到憎恨的社会保持距离，它被用以反对这一社会，它是第二语言。与此相似，反文化是没有土著的文化。虽然它也会吸收另一文化，但是，一套逆反的规范系统是一些人从冲突和困惑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先前受过大社会的价值观的社会化。尽管曾经受到熏染、训诫，但是他们与这些价值观契合的努力受到了某种阻滞，因而，他们转而否定它们的可行性，或者鄙视它们。

进行这种对照的另一方法是指明反文化人士为异端分子，而不是异己分子或外国人——均取这些术语纯粹的描述意义。1650119

在这里可能还应该说到另一个有用的概念。“另类文化”（alternative）这个术语现在已相当流行，其原因是为了避免提到触目惊心的反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把它纳入各种大相径庭的多样选择。在这后一层意义上，亚文化和反文化都可以看作新的选择。

依我之见，我们会明智地不用另类文化做反文化的同义词甚或取而代之。按其通用的用法，另辟蹊径是指通过另一条路到达目的地，“殊途”，但“同归”。而反文化之路指向的是另一个目的地——相反的目的地。

林顿曾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另类文化”这个术语，用以指这些行动模式：按照主导标准衡量，它们不普遍也不受欢迎，但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并被看作大文化的一部分。1650120也仅仅限于这一意义上，我才会使用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