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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后殖民文化研究所面临的两种挑战:认知上的“考古工作”和实践上的“野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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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随着环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过去用来对我们的世界进行认知分类的“工具”/“标准”以及所产生的各种“知识”都面临空前的挑战和危机,以欧美为主导的强势文化也远不如过去那么悠然自得而不受“他者”的质疑甚至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者提供了在新的语境下既挑战他人又反思自我的一套话语体系。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这样的双向反思中,在总体上仍旧是集权主义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与标榜自由、民主、法制的、骨子里仍然摆脱不了民族中心主义的欧美现代性之间找到符合我们言说和发展的平衡点,进而构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空间和体系。欧美民族中心主义与近几百年来的种族主义、历史偏见、性别歧视、殖民现实和文化霸权密切相关,在我们的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中要对它进行反思并进而思考我们新的文化价值取向,我们必须在展示欧美主流“知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之同时,在文学文化研究工作者中培植发展作为文化抵抗的阅读、批评和自我反思的策略。如果没有这样的宏观把握,任何孤立的、“微观”的、所谓“细致”的研读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本人认为,当代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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