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回顾2007～2010年中国社会学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于大陆的学术语境及其发展脉络与港、台有很大差别，很难放到同一个框架内回顾，加上港、台地区相关学术资料的收集比较困难，这里的综述仍以大陆地区为主。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宏观的结构之一，因此，从理论上说，几乎国家与国家之外其他所有社会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国家与市场、与农民、与非政府组织、与大学等的关系，都可以算作“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可以纳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范畴。如果如此定义，那么，“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就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至大无外的领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与其他研究领域作合理区分，这里所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只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宣称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主题或对象，即运用不同视角去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或现实状况的研究；二是明确宣称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视角去分析各种理论或政策问题、历史或现实问题的研究。基于这个标准，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为检索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卓越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n）中所收录的2007～2010年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检索，凡在题名、关键词或摘要中任一处出现上述字样的文献均予以收罗，然后逐一甄别，剔除明显不属于本文所定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和社会学性质的文献以及重复发文，最后得到论文225篇、专著10部。这里的综述即以这些论文和专著为范围。

首先来看这些文献的大体情况。从年份来看，在这235篇（部）文献中，2007年，51篇（部）；2008年，59篇（部）；2009年，61篇（部），2010年，64篇（部），分别占总数的22%、25%、26%和27%，基本趋势是持平中略有增长。从内容来看，如表1，最多的是政策研究，包括针对特定政策议题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达到104篇（部），几乎占总数的一半；其次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视角，针对当前社会现象而进行的经验研究，共56篇（部），占24%；再次是理论史研究，即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相关的理论观点及其发展演变所作的梳理，共40篇（部），占17%；最后是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历史现象进行的研究，共35篇（部），占15%。这些数据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历史中去理解。

表1 2007～201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内容

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在1992年伴随“市民社会”理论而进入中国大陆的。在此过程中，在香港出版但同时在大陆发行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挥了关键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1992年，该刊第1期发表邓正来、景跃进合写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此后又连续刊发和译介多篇关于“市民社会”的论文，在大陆学界掀起一股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该刊虽然不久即告停刊，但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已蔚然成风。为了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分析框架在学术文献中的使用情况，笔者统计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1990～2010年所发表的论文中“国家与社会”在摘要中的出现情况。结果显示，在1993年及以前，这个概念只是偶尔出现，但1994年以后则迅速升温，增长速度在2004年达到高点，此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减缓，但总体趋势仍然是增长的，其趋势如图1中实线所示。尽管用摘要中出现“国家与社会”字样的情况来描述“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的使用情况并不是十分准确，但从笔者对2007～2010年相关论文更精确的统计来看，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该领域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基本发展趋势”就是，该领域一直在不断扩张，相应的，上面所统计的2007～201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所发表论文的总量，应该被视为这一趋势的延续和反映。

图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0～2010年“国家与社会”论文发表趋势

不过，2007～2010年的研究并不是对以往趋势的简单延续，而是有所发展和超越：首先是逐渐脱离早期的“市民社会”，以及后来的“公民社会”框架，而向更具有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公民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等概念逐渐淡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等概念逐渐取而代之，使用越来越频繁。如上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随着“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而输入中国的，因此，在其早期阶段，研究的热点是争论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能否以及怎样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于种种原因，学界更倾向于用“公民社会”而不用“市民社会”去诠释和对译“civil society”。不管是“市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只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具有特定文化和历史的规定性，特别是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2007～2010年的有关研究不再以civil society为中心，转而使用更具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试图超越这一概念框架所原生的西方历史文化的规定性，使之能够容纳和诠释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一种努力。因此，这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试图实现概念工具的本土化的表现。

其次是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一直围绕“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做文章，具有强烈的规范性研究色彩，即倾向于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探讨中国是否应该、如果应该又该如何建构一个civil society，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研究几乎没有。而从2007～2010年的情况来看，纯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已经很少了，关于中国当前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已经占到24%，而关于中国历史的经验研究已经占到15%，合计占到39%。即使那些政策研究取向的论著，也很少做纯粹政治哲学的思辨，而是努力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来谈问题。在当前，比较热门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运动与集体抗争（陈映芳，2010；孟伟，2007；徐进、赵鼎新，2007；杨涛，2007；张杨，2007；张紧跟、庄文嘉，2008）、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何艳玲，2007；陶传进，2007；陆丹，2009）、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李俊，2008；崔月琴，2010；康晓光、韩恒，2007，2008；章兴鸣，2007）、NGO及民间组织（陶庆，2007；张钟汝等，2009）、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任云兰，2009；李怀印，2008；周琳，2009；周执前，2009；刘志伟，2010）。这些研究内容都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表明，研究内容的多样化本质上是中国学者企图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概念框架更多、更好地贴近中国现实。因此，可以说，与第一个趋势一样，研究内容的多样化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正在努力实现本土化的一种表现，只不过第一个趋势反映的是概念工具方面的本土化努力，而第二个趋势反映的是研究题材方面的本土化努力罢了。

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结合研究题材做了若干有价值的概念或理论创新。比如，黄宗智（2008）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中国传统上地方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简约的集权治理”。这种治理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地方行政实践中广泛使用半正式的行政方法，即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这些准官员任职但不领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任命便获得很大的自主权，县衙门只有在发生控诉或纠纷时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是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一直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现有的治理理论往往执着于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忽视了这种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现代意义。与此类似，张紧跟和庄文嘉（2008）也基于一个业主维权运动的案例讨论了中国集体抗争中的“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徐进和赵鼎新（2007）尝试以国家能力为中心来分析明朝万历年间武昌和苏州两地民变在进程和结果上的差异，文章虽小，但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采用的分析框架非常新颖，特别是理论视野之开阔，非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的大多数成果所堪比。陈映芳（2010）通过对近年来发生于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都市运动的考察，分析行动者是如何致力于发掘价值资源和政治伦理的正当性，在以国家需要为名义的开发项目中维权的，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间的价值地位秩序和政治伦理情景对于市民的行动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所具有的意义。该文所透露出的宏大理论兴趣也颇引人注目。这些概念和理论创新到底取得了多大的实绩尚待观察，但其中表现出的为解释中国现象而进行理论建构的雄心是值得赞赏的。这种雄心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能够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再次，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和现实关怀。这从政策类研究占到全部论著的44%这一点即可看出。此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色彩，连篇累牍地都是对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源流的梳理，而现在，理论史方面的研究所占比重已经显著下降，只占全部论著的17%，研究者的兴趣大量地转移到了现实问题上，特别是政策研究上，比如和谐社会建设（张海东、王庆明，2009）、社区治理与村民自治（李春，2009；戴桂斌，2008，2010；刘爱芳，2008）、社会与公共政策（任剑涛，2008；彭华民，2009）、政府职能与行政改革（李怀，2007；张海东、丛玉飞，2009），等等。不难理解，这同样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正在本土化，即问题意识方面正在本土化的表现。

总而言之，2007～2010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此前“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研究思考问题的基本理念和框架，另一方面正在努力超越这一分析框架所蕴含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含义，中国学者自己的、符合中国需要的问题意识、概念工具和研究题材正在活跃地酝酿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正在不断进步中，取得了成绩。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指出，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那就是，研究严重缺乏规范，导致该领域虽然从发表数量上堪称繁荣，但知识积累十分缓慢而薄弱。

这首先表现在许多研究者学术对话意识薄弱，不尊重、不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与既有研究成果对话，而是自得其乐地就其所见所思发表类似于感言的论文。虽然有些“感言”不乏洞见，但毕竟不是科学发展的正途。不管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充斥着大量“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式的“研究成果”；在那些政策取向的研究中，这一倾向尤其严重。由于大量研究者各自为政、各搞一套，导致该领域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没有共同的研究兴趣，没有共享的研究问题，更不用说形成通用的、可以交流的概念工具。

另一方面，尽管现在仍然有不少论文旨在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如上所述，这类文献占到该领域全部文献的15%左右，但多是对文献或理论发展史的重述及阐发（王学典，2010；崔榕，2010；曹峰旗，2007；廉清，2007；褚松燕，2010；刘倩，2009；邓正来，2008；黄伟力、查芳灵，2009），较少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做理论上的建构工作。

其次，在概念和理论的使用上，机会主义现象严重。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一些研究者虽然也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相关概念和理论，但完全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即只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概念和观点，而不顾围绕这些概念和观点而产生的学术争论，自然也谈不上以自己的研究参与这些争论，与他人的研究对话，从而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进展。即使对“国家”、“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如此核心的概念的使用，也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问题。这里仍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论文对“国家与社会”这一概念的使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上所述，我们曾经统计了“国家与社会”这个概念框架在1990～2010年所发表论文的摘要中出现的情况，结果如图1中实线所示，基本趋势是一直上升的。在这里，我们进一步统计以“国家与社会”作为关键词的情况。结果如图1中虚线所示，在1993年及以前，没有一篇论文是以“国家与社会”为关键词的，1994年则一下上升到20篇。考虑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在香港出版，在大陆的发行面比较小，再加上学术影响并不是即时发生的，在时间上总是有一定滞后，因此，尽管《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1992年即已推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第一篇文章，而迟至1994年中国大陆学术期刊才开始出现以“国家与社会”为关键词的论文，这仍然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所推动的“市民社会”讨论对大陆学界话语的影响。再看1994年以后，虽然小有波动，但基本趋势是稳步上升，到2004年达到最高峰，有123篇。此后大幅下降，到2007～2010年，分别只有36、21、41、37篇。比较图中两条线，不难发现，2004年以后，以“国家与社会”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在下降，而摘要中出现“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文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这说明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表明，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分析框架越来越深入人心，所以在学术文献中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但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这个分析框架越来越被滥用，越来越失去分析的效能和敏锐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篇文章如果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包括作为其简化形式的“国家与社会”）作为关键词，表明作者对这个概念框架的使用是敏感的、自觉的，而现在，它作为关键词的频率越来越低，在摘要中出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只能说明，在大量研究者那里，这个概念框架不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是一种在不断受到他人暗示之后无意识模仿的结果，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对这个概念框架本身的内涵及分析意义并未加以自觉的、有意识的，自然也谈不上缜密的斟酌和思考。

事实也确实如此。检视2007～201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所发表的论文，大量研究虽然在题目或摘要中或明或暗地表示将以某种“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理论视角，却通篇对“国家”、“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概念及分析框架缺乏明确的定义和阐述。所谓以之为研究对象或理论视角者，不过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在论述中反复出现而已。不独论文是这样，就连一些专著也是如此。应该说，相对于论文，专著是有足够的空间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梳理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在很多研究者那里，“国家”、“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只是一些使用起来很方便的概念而已，并没有特别的理论含义。这正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在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再次，理论建构相当贫乏。这实际上是前面两个不足的必然后果。如果连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都谈不上，遑论建构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赘述。不过，如前所述，一些研究已经展现出理论建构的雄心，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积累，这种雄心一定会开花结果，改变当前理论成果贫乏的窘境。

出现上述问题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本土化过程才刚刚起步有关。如上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从西方引入的，现在正在本土化。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在理论上表现出混乱和幼稚是难免的。在这一分析框架引入之初，“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概念和理论虽然比较清晰，但那毕竟是属于西方的理论，是在解释西方问题上表现出的清晰。如何用这一分析框架同样清晰地解释中国问题，总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现在所见的混乱和幼稚，就属于探索中的混乱和幼稚。因此，它虽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甚至是一种很不理想的学术状态，但其中蕴含着积极的、发展的意义。因此，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我们应当保持一种辩证的、审慎的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出现上述问题也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分析框架本身的理论特征有关。这个特征就在于，它比较宏观；因为比较宏观，所以能够容纳较低层次的分析框架所不能容纳的经验现象。正是由于其广泛的包容性，使之能够被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兴趣的研究者援引，去解释不同领域、不同的问题，这也是它能够广泛流行的原因。然而，同样是由于其广泛包容性，使得该领域的进入门槛比较低，以致“鱼龙混杂”，难以整合，难以形成一个逻辑严谨的研究范式。与此相应，该领域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保持这一分析框架的理论想像力的基础上，努力使这一分析框架摆脱宏大理论的思辨状态，加强中观层次的理论建构，特别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可检验性的概念和命题。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参考西方的政治哲学外，还需要更多地参考西方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但要充分估计该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培养中国社会学者对比较历史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所谓“比较历史研究”，一是要重视比较，一是要重视历史。所谓“比较”，一是将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进行比较，二是将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主宰当代世界秩序的西方各国进行比较。显然，只有深入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才谈得上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因此，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体之两面。只有将特定的研究议题置于足够深广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洞幽烛隐，发现历史的主旋律，才能避免因为汲汲于历史片断或插曲而可能导致的偏差。特别是“国家与社会”这样宏大的议题，动辄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高度来观照现实，如果没有宏阔的理论视野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所谓宏阔，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足够宽，即拥有世界眼光。特别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日益融入世界秩序，脱离世界历史是很难谈论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二是要足够深，即要有历史洞察力。任何国家和形态的演变都自有其历史因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1995：585），脱离历史因果而侈谈当前和将来难免会一叶障目。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西方结构功能主义和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影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兴趣都偏重于眼前的、凭“经验”能够感受到的中国，而对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缺乏兴趣。以国家与社会这个论题与生俱来的理论和历史高度，中国社会学者只有不断增强跨国比较历史研究的意识和能力，才能摆脱就中国而论中国、就当前而论中国的窠臼，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才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