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开建：今天讨论的课题是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而对于族群的研究牵涉到民族认同问题，必然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它既是世界人类学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问题，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文化等各个层面。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徐杰舜教授和李长森副教授。徐杰舜教授是人类学专家，我是研究澳门历史的，李长森副教授是葡萄牙文专家，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澳门土生族群研究》。通过讨论，希望把澳门土生族群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其在澳门学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一个交流。

徐杰舜：土生族群的研究是澳门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开建教授在1990年代中期发表的文章里，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他对土生族群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今天，李长森副教授的博士论文《澳门土生族群研究》可以说开辟了土生族群研究的一个新平台。李教授利用其娴熟的葡萄牙语和在澳门工作的优势，挖掘了许多葡文的新材料，把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应该说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意义。澳门土生族群的产生有些像中国历史上回族的形成，它是两个不同的亚洲人种互动的结果，但澳门土生族群比回族更复杂。回族主要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东来，与中国人结合产生，而澳门土生族群则包括了葡萄牙人与印度人、马来人、日本人、中国人等多个人种的互动，是欧亚人种互动结合的结果，因此，人类学的意义更大。

汤开建：是的。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可以给其他地区同种民族现象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可以说，混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而单单从澳门土生族群来讲，他们在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巴西等地都有分布，因此，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李长森：对，土生族群在世界上的分布是很广泛的。除了汤教授刚才提到的地区外，在泰国、加拿大等地也有分布。新近有学者在缅甸又发现了一个澳门土生族群迁移过去的村落。

汤开建：作为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开始，我认为确定澳门土生葡人的概念是很有必要的。在中文文献方面，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道光时期的徐继畬，他在《瀛寰志略》中提到澳门的“土生仔”。而现代的学者，如金国平、吴志良，更把土生族群的概念存在推到了唐宋时期的“番客”及明清时期的台湾“土生人”。

李长森：其实，“澳门土生葡人”是一个十分不清晰的概念。中葡两国的学者在进行澳门史比较研究时，常常会在“土生人”概念问题上大伤脑筋，互相不理解。葡国学者贾渊（João de Pina Cabral）和陆凌梭（Nelson Lourenço）在他们合著的《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一书中，曾在《研究中“土生”一词的含义》标题下专门用了一个很大的篇幅研究“土生”的含义，将这一部分译成中文有3000字，是所见著作中对“土生”概念研究最详细者。但是，如果中国学者想要通过译文弄明白何为“土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分析的是葡语中“macaense”这个词，而并非汉语中“土生”一词。换言之，在这部译文中，其“土生”一词全都译自葡文的“macaense”，而这个词同中文的“土生”一词在词义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给中国研究人员造成困惑的实例。葡国学者安娜·马丽亚·阿马罗（Ana Maria Amaro）的著作Filhos da Terra，中文被译为《大地之子》。由于这篇论著对澳门“土生人”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而被广大中国澳门史学者熟悉和引用。然而，译者在中译本中为了尊重葡文词语“macaense”的原意，在译文中尽量回避将该词译为“土生人”，而是译为“澳门人”。比如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在澳门生活着三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有史以来便老死不相往来。仅在20世纪初才有些初步的互相渗透。这些群体（欧洲葡萄牙人、澳门人或澳门葡萄牙人及中国人）有其独特的人类生物和文化特征，因此有着泾渭分明的特性。在这三个群体中，无疑，澳门人这一群体最值得研究。它是一个新的群体，是多种血统混杂的产物。

多数中国学者在看到这段话时感到有些困惑，问题就在于译者把葡文的“macaense”一词直译成了“澳门人”，可是该词实际上指的是汉语中的“澳门土生人”。这种译法严重违反了原文作者的原意。

从汉语角度看，“土生人”即“土人”，或者说“原住民”，也就是某一地区过着世代封闭的生活并且尚未开化的本地人。与其相对的是“客居”，即外来居住或者定居的。有人要问，葡萄牙人自16世纪在距本土万里之遥的澳门登陆定居，虽然在此地存在400多年，并经过血统杂交而形成新的欧亚裔族群，但毕竟是外来占领者，更何况这个族群一直以“葡人”自居。那么，在中文中，为什么不称其为“客居”，反而称其为“土生”呢？毫无疑问，这一词的使用首先来自华人。据学者金国平和吴志良考证，“土生”一词与“土生番客”及“土生仔”有着渊源关系，认为“土生”是“土生番客”及“土生仔”的简称。尽管尚不知道澳门“土生人”的称谓是否真的与唐宋以来客居广州番坊的穆斯林“土生番客”或者台湾的“土生仔”的说法有关，但为了区分来华暂住的外国人和在华定居的外国人及其后裔，特别是与华人杂交的后裔，使用“土生”的说法也不无道理。既然“土生”有“本地人”之语义，那么把澳门葡亚裔理解为“本地化了的葡萄牙人”也是可以的。在实践中，这个在澳门生活了四个半世纪并且其大多数人都熟悉粤语的葡亚裔族群已经接受了“土生”的称谓，并且在使用粤语时亦自称为“土生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而葡语“maeaense”一词则是在葡萄牙人的立场上的理解和认识，这个词是在“Macau”一词的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ense”。正如他们把果阿（Goa）的葡人后裔称为“goense”，把帝汶（Timor）的葡人后裔称为“timorense”，把达曼（Dam ）的葡人后裔称为（damanense），意思是在海外某一居民点生活的葡人及其后裔。对于澳门而言，“macaense”的含义是在澳门定居或者出生的葡人及其后裔，其语义与“土生”无任何关系。

徐杰舜：在这里，我插一句。我认为，李长森副教授在他的论文里把澳门土生葡人称为族群，是很有见地的。澳门土生族群是诞生与成长在中国领土上的具有异质血统的人群，他们又具有许多独特的文化属性。以前有人称之为社群，我认为是很不准确的。还有人曾提出把澳门土生族群当做中国第57个民族。但是如果称之为民族，可能会面临诸多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少数民族的选举权问题等。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澳门土生族群的各方面属性还处于研究阶段时，将其称为族群是非常合适的。

李长森：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历史上，学者们大多是在研究澳门历史的时候对澳门土生族群有所涉及，专门研究的著作很少。早在18世纪中叶，中国官宦印光任和张汝霖的著作——《澳门记略》就对当时的澳门土生族群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该著作虽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专著，但也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写成的，成为今天史学界研究澳门史必读的珍贵中文史料。瑞典历史学家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于1836年发表的著作《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广州概况》，开澳门史研究之先河。该著作虽未专门研究澳门土生族群，但其中也引用了很多极其珍贵的“土生葡人”的史料。

20世纪以来，研究澳门史的葡萄牙学者渐多。澳门土生葡人徐萨思（Montalto de Jesus）1902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上的澳门》、白乐嘉（José Maria Braga）主办的英文报纸《澳门杂志》（The Macao Review）在研究澳门史时，都较多地研究了土生葡人。而1921年法国传教士热尔韦（Jean François Régis Gervaix）发表的《亚裔葡人面面观》（Silhouettes Portuguaises d’Asie）则可以说是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专著。在当代，研究澳门土生葡人最重要的学者当属文德泉神甫，他发表了456篇（部）研究澳门史的著作，从研究澳门教区的档案材料出发，从教区的角度，对澳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而其中绝大部分与澳门土生葡人有关。例如《澳门土生葡人》、《十九世纪土生葡人精英录》、《澳门土生葡人剪影》、《土生葡人起源》等，同期的另外一些学者还有土生葡人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英国人博克塞（Charles Boxer）、弗雷达斯（Jordão de Freitas）、阿杜尔（Arthur Levy Gomes）、潘日明神甫（Benjamim Videira Pires）、若望·佩雷拉（J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安东尼·列古（António de Silva Rego）、宾度·弗兰隆（Bento da França）等人。

当代，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葡国学者从大量的葡文材料入手，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代表性的如贾渊（Jo de Pina Cabral）和陆凌梭（Nelson Lourenço）的《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的《澳门编年史》、阿马罗（Ana Maria Amaro）的《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阿马罗本人就是土生族群，而且《大地之子》的书名，从葡文原意看，我认为翻译为《土生儿子》也许更准确。另外，白妲丽（Graciette Batalha）女士本人虽不是土生族群，但是嫁给了土生族群家庭，她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土生族群进行研究。其他的学者还有马若龙、阿德、飞历奇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

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也出现了一次高潮，但总体上讲，比葡国学者还有些逊色。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葡文材料掌握得少。双语研究人员虽有加入，如金国平、吴志良等人。但人数太少，成果也不算多，使大量的材料不能开发出来。我在葡萄牙的埃武拉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该馆有一个专门收藏中文文献的收藏室，凡是来查阅的人都要登记。我查看了一下前20年的登记记录，记录上的中国人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金国平。可见，大量的文献缺少人去发掘。至今见到的研究澳门土生族群的专论文章仅有徐杰舜教授和汤开建教授合作的《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和《论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金国平、吴志良合著的《“土生”称呼的来源》及《澳门历史上的Rosa家族》，等等。因此，土生族群的研究，应该说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需要大力推广和宣传。

徐杰舜：大力宣传很有必要，只有大力宣传，才能吸引更多的学者重视这个问题，从而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汤开建教授在研究澳门历史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土生族群的问题。而在我到澳门访学时，映入我眼睛里最大的亮点不是澳门的博彩业文化，而是土生族群文化。因此我与汤开建教授一拍即合，共同完成了《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发表在《民族研究》上，其后，我又在几家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希望能进一步宣传土生族群研究。研究澳门土生族群，首先要研究它的形成历史。而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历史又是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在李教授的论文中，将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历史地分为线性和扇性两个方面，下面请李教授详细谈一下。

李长森：好的，正如徐教授所言，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历史是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可以用线性和扇性来划分为两个方面。

从线性方面看，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澳门早期的土生葡人的形成过程，这一时期基本上指从澳门开埠至17世纪中叶的100年；第二时期从17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中叶，大约为200年；第三时期大体上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定居上海的澳门土生葡人大批迁出为止，也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之所以这样分期，是因为在这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澳门社会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化以及经济上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澳门土生葡人族群的构成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谈到澳门开埠之初，来到澳门居住的是什么人呢？这就不得不先谈谈葡非裔、葡亚裔混血的形成。自从葡萄牙开始从事海洋航行以来，由于航海活动的危险性，葡萄牙国王是不准妇女随船远征的。阿马罗（Ana Maria Amaro）说：“由于查出有几起妇女偷偷登船的事件，颁布了惩治这类冒险活动的严厉法令。……然而，实际上妇女登船的情况极其罕见，因为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胆量将妻女置于充满危险的漫长海上旅行之中。”

因此，在各个殖民地，葡萄牙宗主国出生的女人少得可怜，博克塞（C.R.Boxer）说：“在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葡萄牙妇女在赴印度国的大规模移民洪流中所占的比例是十分可笑的，平均每年只有10人……1636年在澳门只有一名白人妇女。”

然而，在同一时期，为了不断扩展、巩固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及进行海上贸易，葡萄牙国王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男性人员出海，而且这些年轻力壮的人往往都是去而不归，或葬身海底，或战死沙场，或定居东方。据资料统计，仅在1540年就有6000～7000葡萄牙人分布在从东非到中国的漫长战线上。据估计，如果每年通过好望角向印度及远东派出3500名青壮年男子，那么1500～1580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之前的80年里，就会有28万葡萄牙男性青壮年奔赴亚洲。尽管如此，在从东非到远东长达1万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葡萄牙在每个据点或者要塞中最多只不过驻扎数百名士兵，兵力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在海外兵源不足及军人的配偶问题，阿丰素·阿布克尔克曾采取鼓励军人在当地解决婚姻问题的政策，并且在物质上给予奖励，比如给娶当地女子为妻的军人分配土地。这样，一方面可解决长期远离家乡军人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具有葡人血统的男性后裔来补充兵力的不足，同时还可以通过这种联姻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巩固对该地区的统治。其实，早在阿丰素·阿布克尔克采取这一政策之前，葡萄牙士兵在东方就已经私下里这样做了。按照规定，他们除了战争期间外，通常不要求过兵营生活，只要求他们住在所派往的市镇里，他们有权租用自己负担得起的寓所单独居住。虽然当时规定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殖民地服役期间不准结婚，但许多人还是结了婚，而且绝大多数娶本地人为妻，因此不可避免地生下了欧亚混血儿。

另外，由于战争及身居异地，艰苦的环境使葡萄牙需要大量的奴隶。尤其是所谓的“已婚男子”，更是由于长年在外进行海上贸易而需要众多奴隶从事重体力劳动或照看在家的妻子儿女。António Bocarro认为，在远东葡萄牙所有的据点中，都流行使用奴隶的做法。这些奴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马六甲及澳门的“已婚男子”甚至平均拥有6～8名奴隶。

这种奴隶制对于分布在东方不同地点的葡萄牙人社会来说，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用女奴作为他们的妾，这就使婚外出生的后代数量大增。由于这些女奴来自非洲至远东的不同地区，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因此血缘杂交就更加复杂。这样，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庞大而复杂的葡裔群体，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欧、非、亚裔混杂群体，其中有王国的人（即在葡萄牙出生的人）、当地土著妇女、葡人和当地妇女杂交而产生的混血儿，来自不同地区的、肤色不同的奴隶与奴隶之间以及奴隶同主人之间杂交而产生的混血儿以及获自由的不同来源地的奴隶之间的结合而产生的混血儿。当新一代的杂交后裔成年后，又可能要迁徙到新的地点，那么上述各种血缘结合的产物又会面临新的血缘混合。这就是葡萄牙从16世纪起在东方面临的人口形势。

至于澳门开埠之初来定居的人，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是葡人男性与东南亚妇女产生的后代，其中亦不乏葡人与印度次大陆妇女产生的后代，而并非纯种的葡萄牙人。这种观点是可信的。因为从卡布拉尔1501年占领印度卡利卡特在印度西海岸开始定居到1557年葡人正式居澳，有56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经历了两三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从果阿到马六甲，从马六甲到澳门，在东方及远东的葡人已经同当地人经历了数次血缘混合。尤其在1511年葡人阿布克尔克率舰队“据满剌加地，逐其王”至1557年葡人正式居澳的46年里，虽然他们不停地在中国珠江口及东南沿海一带流连漂泊，甚至能够在一些岛屿上暂时栖息数年，但他们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始终在马六甲。因此，后来居澳的第一代土生葡人主要是葡人男性与东南亚马六甲妇女产生的后代。又因为当时的果阿毕竟是葡萄牙在东方的统治中心，葡人在远东的活动受到果阿的制约，军事、政治及宗教人士的来往相当频繁。而当时的所谓来往，往往是为了执行一次使命而在异地居住数年、十数年甚至去而不归，在异地定居。因此，居澳的第一代土生葡人有葡人与印度次大陆妇女的后代也就可以理解了。博克塞对澳门开埠之初的葡人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

如同在葡属印度各居住点的情况一样，在澳门的人口中，只有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是来自王国的男子，而其余部分则由被称为“已婚男子”的欧亚血统的人所组成。根据在东方及远东定居葡人的统一模式，这些男人会进行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最初是同马拉亚、日本及印度妇女通婚，若干年后是同中国妇女通婚，甚至招纳被称为妹仔的女子为妾，这样，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多种血统混合的社会。

据António Bocarro于1937～1938年进行研究的结果，澳门在1635年有“白人已婚男子”和“黑人已婚男子”各850人，也就是说，在17世纪的1635年，在澳门除了850名真正的澳门土生人家庭外，又有了850名被他们看做曾经是“异教徒”的非葡裔人士成为政教合一的葡萄牙王国的子民。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毫无疑问，这些人从17世纪中叶起成为澳门土生族群发展过程中新的“血液”源泉。这就开始了澳门土生葡人形成的第二个时期。

徐杰舜：我注意到“已婚男人”这个词，在澳门的人口统计中经常出现，它是否有特定的含义？

李长森：有的。在对印度洋沿岸及亚洲葡萄人的统计中，经常会遇到“已婚居民”的概念，因为“已婚居民”是构成葡萄牙在其东方殖民地人口的基础。据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解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已婚”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婚姻状况。它更多的是指在印度及后来在其他地区定居的葡萄牙人，而且这些人必须具有自然人资格，换言之，是自由人。在当时，“已婚”概念相对于失去自由的人，比如相对于士兵，因为士兵相对来说并没有自由，他们受国王派遣到东方是为了执行军事任务。在多数情况下，“已婚居民”是指在东方有固定居所的商人或其他职业者。因此，他们是人口统计的主要依据。“已婚居民”并不一定是已婚的，而已婚者并不一定是“已婚居民”。是否某一地区的“已婚居民”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在该地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

对于“已婚居民”的分析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从葡萄牙来的移民主要是男性居民，因此，这些居民在亚洲地区定居主要是同当地女性结成配偶。这意味着，从血统上看，在同一代“已婚居民”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两类人：一类是来自葡萄牙本土的“已婚居民”，另一类是葡亚混种的“已婚居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已婚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葡萄牙移民，并且在各殖民点占主导地位，构成该等地区葡裔人口的基础。在马六甲和后来的澳门，行政机构的官员都是从这个群体中挑选出来的。然而这个群体并非是清一色的王族骑士、达官贵人或者殷实商人，其中也包括地位低下的人，如退伍军人等。

在葡萄牙的文献资料中，曾出现过六七种在亚洲远东地区长期活动的葡萄牙人。他们主要包括：①已婚男子；②军人；③神职人员；④行政官员；⑤背叛宗教信仰者；⑥逃兵；⑦盲流及“未婚男子”。这里的“未婚男子”是相对于“已婚男子”而言，是指无固定居所，四海为家的流动商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而这个流动又不是指在同一地点活动的现代意义上的“流动商贩”，而是在远东地区各个港口之间进行自由贸易而无永久固定居所的男子。在早期的人口统计资料中，除了第一类人，即“已婚男子”之外，其他类型的人都未算做澳门的常住人口，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在澳门只是“逗留”或者“暂住”的缘故。

因此，在早期的人口统计数字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已婚男子”这一概念。另外，统计数字中并不包括“已婚男子”家中的妇女和儿童，更不包括长期甚至终生与其共同生活的奴隶和家佣。对于总人口数字的计算只能根据不同时期大概平均拥有的家眷及家奴数字进行估计。所以，《澳门记略》中说“凡为户四百三十有奇，丁口十倍之”，是有道理的。

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200年左右的时间，是澳门土生葡人形成最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澳门经历了中国改朝换代及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导致该族群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变异，从而逐渐形成了今天澳门土生人族群的基本形态。1640年左右，澳门总人口估计为4万人，其中约有2万人是葡萄牙人或者具有葡萄牙血统的人。17世纪后半期，这20多年人口持续减少，到1669年，澳门已婚人口下降到不足1635年的一半。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1640年代末发生的一场严重的饥荒，导致该地区人口大量死亡，但也可以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王朝由明朝变成清朝的缘故，这使中国东南沿海的内陆市场变得不太稳定。

但葡人在澳门登陆定居后确实经历过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他们垄断了同日本、菲律宾以及巴达利亚的贸易。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形势仅仅维持了不到100年。随着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中国形势出现了对居澳葡人不利的变化。大清帝国建立以后，为了抵御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清政府连连实行海禁，致使沿海地区一片萧条，贸易急剧衰落。日本政府驱逐天主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澳门独享的对日贸易航路中断。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反目又使居澳葡人丧失了另一条维持生计的生命线。种种突如其来的事变使澳门土生葡人陷入极度困难之中，难以为继。

然而，澳门土生葡人所面临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从17世纪初开始，随着新教的兴起，许多欧洲国家不再执行教皇将势力范围仅仅划分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谓教皇训谕。葡萄牙独享远东贸易利益的大好局面已成为明日黄花。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欧洲的另外两个海洋国家——英国和荷兰向远东的扩张。英国于1588年彻底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即开始了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活动。荷兰亦不甘落后，于16世纪末频频派出舰队占领新的地盘，特别是在亚洲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种争夺在澳门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

1601年9月，荷兰人的舰队第一次出现在澳门的海面上。经过一场激战后，荷兰人被澳门的葡萄牙人击败。对澳门袭击的失利，迫使荷兰人改变策略，派出军舰在东西贸易必经的要道——马六甲守候，采取海盗方式伏击从澳门驶来的葡萄牙商船队。这种做法直到1609年双方签订了一项停战12年的条约后才有所收敛。然而，荷兰依然垂涎澳门得天独厚的贸易环境，12年后停战条约刚刚届满，荷兰就派出科内利斯·雷伊约森（Cornelis Reijersen）率领由十六七只战船组成的舰队及1300名士兵于1622年6月22日再次抵达澳门海面，攻打澳门，在澳门守军及土生葡人的奋力抗击下，最终使荷兰人的进攻遭到惨败。

在这场澳门“保卫战”中，澳门土生葡人以及教士和奴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荷兰彻底放弃了占领澳门的想法，转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带。最为重要的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对澳门土生葡人族群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六甲一向是居澳葡人的最近基地，是澳葡当局与远在果阿的葡国统治中心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与马六甲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来妇女构成了澳门葡裔的重要血缘来源。荷兰攻占澳门的企图落空后，一方面移师中国东南海域澎湖列岛一带活动并继而占领台湾。另一方面，封锁了葡萄牙必经的战略要冲——马六甲水道，断绝了澳门与果阿以及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先是在马六甲海峡设兵舰埋伏袭击澳门船只，夺船掠货，后来索性于1641年赶走葡人，占据了马六甲要塞。马六甲的失守，使澳门几乎成为与葡萄牙统治中心相隔离的孤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澳门船只无法通过马六甲海峡，甚至必须来往的人员也不得不搭乘英国的船只才能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澳门的急剧衰落，即使居澳葡人“特别喜欢娶马来妇女为妻”，这时也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婚姻问题上的新取向。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把择偶的目光集中在澳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然而，居澳土生葡人社会的空间本来就很小，仅有数百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可供选择的对象十分有限。同时，从清代开始，华商在澳门逐渐崛起，澳门土生葡人由于海上贸易的萧条而陷入困境，为求生存，就不得不同华人接触以借助于华人的力量来改善困难的境遇，从而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华葡族群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土生葡人开始把择偶目光转向家境富裕的华人女子的情况。从18世纪起，澳门土生葡人与华人联姻的情况逐渐成为时髦，华人血统开始以正规婚姻的形式“渗入”澳门土生葡人族群。阿马罗认为：“葡萄牙血统家族的女儿一般优先嫁给欧洲人，儿子则娶欧亚混血女子为妻，财富较少的人则娶中国姑娘为妻，而不要那些没有嫁妆的欧亚混血姑娘，因为中国姑娘的美德为人称道。”不仅土生葡人娶华人女子为妻成为时尚，而且男子“嫁给”华人女子被招为婿亦蔚然成风。印光任和张汝霖在《澳门记略》中对华人娶葡裔女子为妻也做了描述。

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最迟从17世纪末开始，即出现了澳门土生葡人与华族通婚的情况。然而，华葡通婚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华人必须是天主教徒，至少婚姻的当事人必须接受洗礼。因此，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虽然明、清两代政府均反对华人皈依天主教，甚至屡次颁布严厉法令惩治“进教者”，然而，从耶稣会在澳门站住脚之日起，便有许多华人开始皈依天主教，甚至成为教士。

工业革命从1760年代首先在英国发起，并逐渐在欧洲蔓延，在这场革命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178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这种新型动力装置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蒸汽机出现于最先受益的行业之一就是海上航运业，“火轮船”的出现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依靠风吹帆篷而在海上漂泊的木船，从根本上改变了听命于“上帝旨意”的航海者的命运。船速的加快，无异于缩短了欧洲到远东的距离。这种形势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除了促进传统的海上航运及贸易事业外，大批葡萄牙的军人、行政人员、教职人员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安全地来到澳门，甚至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实现亲眼目睹神秘东方的梦想。

于是，从1838年越洋蒸汽轮船出现时起，澳门土生族群呈现新的特点，这是澳门土生族群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首先，欧洲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数迅速增多，这种人差不多都是各种军政官员；其次，在澳门的华人比例大幅增加，已占澳门人口的90%以上。法国人乔治·布斯凯于19世纪曾到东方游历，在澳门停留期间，澳门土生葡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谈到这个族群时说：

再也没有比澳门的居民更加奇特的了。欧洲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为数很多。这种人差不多都是各种军政官员，加上一些商人，往下就是澳门土生，即父母双方都是葡萄牙人但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其次就是欧洲血统与中国血统不同程度的混血儿，他们有四五千人。再次就是一些经过几个世纪同外国人接触因而在礼貌举止上带上了一些本来没有特点的中国人。

对于身居澳门的土生族群来说，宗主国来的人大量出现，确实是一件好事。数个世纪以来，从印度果阿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澳门的土生葡人经历十几代及至数十代人的种族融汇，虽然他们仍自认为是葡人后裔，但卢济塔尼亚的血缘基因越来越弱化，与此同时，东方“蒙古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再现卢济塔尼亚人的英姿，就不得不需要加强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祖先的遗传基因。然而，由于山水阻隔，路途遥远，茫茫海路上充满危险，做到这一点就相当困难。而到了19世纪，由于有了现代化的海上交通工具，实现“种族透析工程”就变为可能，尽管这一所谓“工程”并非人为主观臆造的。葡萄牙改变了以往远东驻军兵源主要由果阿或者本地补充的传统做法。宗主国会定期向澳门派出海军及陆军，甚至会派出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以充实澳门的警力。另外，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终于取得了对澳门的管治权。总督权力得到加强，政府机构需要完善，因此，大批行政官员及管理人员从里斯本来到澳门。这些人员的到来，为“还原”澳门土生族群的遗传基因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居澳土生葡人同宗主国人士结为良缘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从Jorge Forjaz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一书中看，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努力做这种选择。

与此同时，澳门土生葡人族群开始出现扇性发展的趋势。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得到香港岛之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了新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利用新开口岸与中国自由通商以及邻埠香港等地的崛起和繁荣，使得早已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澳门土生葡人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他们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远赴香港、上海等地谋生。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澳门土生葡人移民港沪两地的高潮。

移民之初，大多数澳门土生葡人选择邻埠香港为居住地。但香港开埠之初仍十分落后，由于海盗曾长期盘踞，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开埠建设困难重重，因此条件极为艰苦。另外，香港气候条件较差，环境肮脏，瘟疫流行，加之附近海盗活动猖獗，尤其是港澳航路充满风险，多次发生血腥屠船事件，大大动摇了澳门土生葡人对香港的信心。

这时，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及丰富资源的秀丽江南古城——上海一夜之间突然崛起，成为后起之秀。十里洋场的迅速繁荣吸引了澳门土生葡人，不仅令澳门的土生葡人趋之若鹜，而且推动已在香港定居的土生葡人二次移民，使来上海淘金的西方人士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别族群，即“来自中国澳门的欧洲人”。从此，居沪葡人开始了安定自足的“小康生活”，并对上海这颗晶莹璀璨的“东方之珠”情意绵绵。

也是由于工业革命带动的航海及贸易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交往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更加便利，各国人员之间的来往变得更加频繁。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不仅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而且还向西方列强开放了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吸引了大量欧洲商人来华开设商站，建立公司。20世纪初，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其后连年不断的内战，迫使数以万计的白俄罗斯人涌进中国，虽然大部分留在中国东北地区，但亦有许多人到上海、香港“淘金”，甚至有人流落到澳门。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员也是一样来到上海、香港、澳门，从而与澳门土生葡人产生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在香港和上海各有数千名澳门土生葡人谋生的侨居欧裔族群来说，婚姻选择的空间大大增加，其结果是，为分布在亚洲特别是远东各地的澳门土生葡人族群输入了新的血液。在Jorge Forjaz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中记载了这样一些土生家庭，其最大特点是家族的男性起源并非来自葡萄牙。据阿马罗提供的一项统计数字：1881～1885年的5年期间，在澳门全部近150例婚配案例中，有72对属土生族群内部通婚，占总数的51%；同欧洲人结婚的有59例，占总数的29.1%；同其他种族结婚的有13例，占总数的8.7%。由此即可看出，到了19世纪末，具有欧洲及其他国家或地区血统的人与澳门土生葡人相结合的情况几乎占了全部婚姻的1/3强。至于澳门土生男子娶其他国家女子为妻组成家庭的情况在19～20世纪时期就更为普遍，尤其是在香港及上海谋生的土生葡人男性。这种情况在Jorge Forjaz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一书中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说明新的血缘加入澳门土生族群的势头仍然十分迅猛。

汤开建：这一点很重要，澳门土生族群不仅仅是葡萄牙人与华人结合而产生，还包括葡萄牙人与非洲人、印度人、马来人的结合；后来也不仅仅是葡萄牙人，也包括了荷兰、法国、俄罗斯等国人与上述人种的结合，可以说，澳门土生族群是多源多流。例如，澳门的土生族群中有一群黑人，就是莫桑比克或果阿的黑人与华人结合而来的，这些人到澳门后，有的娶华人女子为妻，其后裔成为土生族群的一种。明代中后期，澳门就有4000多黑人。有文献记载，当时的仁慈堂，也叫野仔庙，就是收留黑人与其他人种的女人野合而生的孩子。而这些黑人及黑人的后代今天都不见了，其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台湾或内地外，大部分均融入土生葡人族群中。这一点应充分注意，过去是没有人谈的。

李长森：到了20世纪中期，在中国发生的剧烈社会变革，再一次改变了在华侨居的澳门土生葡人的命运。首先，在上海侨居的土生葡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内战爆发到1950年代初期的七八年间几乎全数迁出，使曾经在上海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庞大土生族群很快消失。

接着，香港的土生葡人在1950～1960年代的动荡形势下开始外流，虽未全部迁出，但已失去往日优势。195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的正统性危机不断升级，开始优先雇来自本地新中产阶级的华人。由于晋升机会受到这些新秀阻滞，很多在1950～1960年代由澳门去香港发展的土生葡人再度移民，这次目的地是英语系国家，这是很多今日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衰落的一代土生葡人的历程。

最后，由于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极“左”思潮的泛滥，甚至澳门也出现了革命浪潮，红卫兵遍布街头，大批判如火如荼，澳门工人球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声势和规模绝不亚于内地。华人与澳葡当局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华葡族群之间关系一度紧张，从而使土生葡人对孕育了他们这个族群的大本营——澳门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及忧虑。

在澳门历史上，每当华人族群正面与葡人族群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解决办法都是澳葡政府在华人采取断水断粮、停止物资供应的压力下一次又一次地在行政权力方面让步。这就是澳门史学家霍启昌先生所说的“澳门方程式”。特别是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发生的“12·3”事件更加剧了华葡之间的不和，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又以澳葡当局向华人“低头认罪”而告终，从而使土生族群中一部分人的最后一点信心也丧失殆尽，引起另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尤其是土生人的精英家庭，他们有较大能力在葡国、巴西或澳大利亚找到去处”。

在这种情况下，从1950年代末开始，澳门土生葡人中对澳门前途信心不足者即开始陆续向外移民，至1960～1970年代形成高潮，使一些澳门土生的“精英”走向其他国家。这股移民浪潮直到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之后才日渐平息。特别是中葡两国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粤澳之间摩擦减少，合作加强，在中国内地的支持下，澳门重现繁荣，从而使留下来的土生葡人恢复了信心和希望。

由于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多种原因而不得不从中国迁出的澳门土生葡人大多数会选择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定居，并在那里繁衍发展。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澳门土生葡人后裔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当地的社会精英，对侨居国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之，19世纪，大批在澳门定居的葡人后裔又移居中国的上海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寻求发展。到了20世纪，更有大批移民由于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多种原因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并在那里繁衍发展，呈现澳门土生葡人扇性发展和流向多元化的特点。

徐杰舜：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不仅仅是人种之间的互动，在宗教文化上，还有天主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互动等。来华后，他们主要是和当地的疍民结合，电影《大辫子姑娘》就以文学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澳门土生族群的存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融合性特点。土生族群如何适应当时澳门的文化？这个族群在澳门如何与周边的人们进行磨合？土生族群又如何整合到中华民族中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汤开建：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

首先，澳门的早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生族群的。在澳门历史上，澳门的主要人群是土生族群，而不是纯种的葡萄牙人。据文献记载，澳门的纯种葡萄牙人最少时只有几个人，而土生葡人人数则在数千人之上。所以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澳门土生葡人是澳门早期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因此，值得我们每一位澳门史研究者对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

其次，由于澳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生活在澳门的澳门土生葡人也自然而然地对近代中国有着特殊的影响。表面上看，人们很难认为生活在狭小空间的澳门土生葡人与近代中国有什么关系，谈不上这个族群会对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有什么影响，更谈不上会对中国有什么作用。确实，澳门是个弹丸之地，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该族群在多数情况下人口不过数千人，即使与同在澳门的华人相比也是少数，更何况从族群角度看，与华族圈子并无实质性来往。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近代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就会发现有许多事情都与澳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在澳门生活的土生葡人不无关系。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澳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也是封闭的中华帝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通道。西方的科学文化乃至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澳门这个通道来实现。澳门本身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必然要从一个对外经贸交流的商埠变为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进而成为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基地，最终会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当年向葡萄牙开放澳门小半岛时所始料未及的。人们普遍承认，澳门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纽带，但很少谈到实现这种交流的具体媒介。诚然，不少学者肯定了耶稣会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但这些人只是担负了文化传播的一部分工作，而且是通过走上层路线在中国宫廷及官宦中来实现的。更何况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耶稣会对中国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西方对中国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是通过人口为数不多的澳门土生族群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该族群在长达400多年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李长森：我想，澳门土生葡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作用，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谈。

第一，澳门土生葡人在稳定澳门及周边地区中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从自身的安全及贸易利益出发，还是应广东官府要求，从葡人入澳定居、澳门开埠的第一天起，居澳葡人便自然而然地起着稳定澳门及周边地区局势的作用。澳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向西方开放的商埠，而葡萄牙又是唯一被允许居澳管理该地的国家，因此，澳门土生葡人在四个多世纪中所面临形势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他们首先要面对长期以来在粤海一带长期肆虐的海盗，尤其是澳门开埠以后为周边地区带来的贸易繁荣更加使海盗加强了对珠江口沿岸的袭扰，夺舟劫船、杀人越货的血腥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继而要时刻警惕后来崛起的荷兰、英国等帝国主义的觊觎。面对这种形势，仅有百余名军人的澳门防务及其开支显然力不从心，不能胜任。因此，澳门土生葡人居民甚至包括他们的奴隶，便不得不加入频繁的军事行动或者提供经济财政上的支持，可见澳门土生葡人在客观上对稳定澳门及周边地区的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澳门土生葡人是否协助广东政府平息海盗之乱还有争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既然葡人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就由于“指挥黄琼纳贿，请于上官，许夷人侨寓蚝镜澳，岁输二万金”，从而使“澳之有蕃市”，那么面对海盗滋生的香山地区，以澳门为贸易据点的葡人就自然要负起保障澳门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这与中国政府是否因此而要以“赠与”主权作为“回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日本学者藤田的考证是颇具可信度的。他认为葡人第一次大规模协助中国剿灭海盗发生在葡人在澳门正式定居前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周景濂引用福建同安人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以为证：

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沈束、擅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值皆倍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且其初来也，虑群盗剽掠累己，为我驱逐，故群盗畏惮不敢肆。强盗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我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日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我御盗，未尝害吾民，且大利于吾民也。

从此以后，居澳葡人助明、清政府清剿海盗的行为越来越多，颇为频繁，而每当广东政府遇海盗匪患时，亦有把请求居澳葡人军力协助剿盗视为“用官兵以制商夷，用商夷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的惯例。隆庆二年（1568年），澳门葡人击败粤东海上巨盗——曾一本，助明政府解除曾一本围攻广州之危；万历八年（1580年），澳葡当局助明政府剿歼逃至暹罗的海盗林道干；天启元年（1621年）有“海寇攻澳门，西洋人出敌，杀贼一千五百有奇，活擒数百名”；1647年，澳门市政厅组织五艘战船追击海盗：1655～1656年间，澳门葡人去上川岛清剿海盗；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葡人居澳期间，以区区数百人的兵力应付如此频繁的驱盗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平息海盗的行动一定要得到澳门土生葡人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才能获得成功。

越是靠近现代，历史越是清晰。史料中对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澳葡政府助粤清剿海盗的记载最为详尽，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用表格的形式对16～19世纪间澳门的助剿海盗行动进行了统计，总数为65起。不难看出，澳葡当局确实曾多次协助粤穗政府清剿海盗，而澳门土生葡人也确实参加了各种清盗靖边行动，在客观上为稳定珠江口一带的民生安全和贸易秩序做出了贡献。

第二，近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澳门土生葡人，是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率先办起了各种报纸。1821年葡萄牙新闻自由法案的通过使葡属殖民地报纸纷纷出现，在澳门，1822年9月12日开始出版《蜜蜂华报》，出版者是土生葡人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31年后的1853年，香港才有了第一份报纸，1857年，报纸在上海的欧洲租界出现。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澳门的报业发展很快，据文德泉神甫的统计，澳门土生葡人在澳门共出版报纸96种，在香港出版报纸26种，在广州出版1种，在上海出版5种。在我的论文中，用表格详细列举了以上报纸的名称、创刊时间、停刊时间、出版者、性质等内容。

第三，澳门在走私鸦片、偷运华工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人，英国人见其利益丰厚而步其后尘，最后取代葡人垄断鸦片贸易，但还是以澳门作为储存和分销鸦片的基地。在中国政府于珠江口对鸦片严厉查禁的时候，英国人便把经由澳门的鸦片全部交由葡商代理。面对每年数千箱运送的鸦片，当时从市政厅到普通百姓忙碌一片，相当多的土生葡人加入有关工作当中。鸦片战争后，由于拉美、非洲以及北美地区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澳门逐渐成为向外输出华工的中心。《澳门编年史》记载，至同治皇帝颁诏禁止对外输出华工时之前的25年间，共输出华人苦力50万人，绝大多数是从澳门运出的。

汤开建：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不仅包括土生族群的形成和历史，还包括对于现状的研究。我们接下来谈谈澳门土生族群的生活现状。

李长森：从人数上看，现在澳门土生族群总数约1万人，但有一批土生族群从血统上讲，是纯华人，但有葡文名字；有天主教信仰，以葡语为母语，还有葡人习俗。这些人从文化上属于土生族群。香港约有3万人，巴西约有几千人，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有土生族群社团。

应该说，澳门土生族群的生活现状比较令人担忧。澳门国际研究所出版一本书《我们是什么？》，他们对于自己应该归属于什么人还存在着迷茫。但他们强调自己的根在澳门，说明他们有着中华情结。如果华人还称其为“鬼佬”的话，说明还未认同他们。而土生族群自己也并不喜欢葡萄牙人，认为葡萄牙人抛弃了他们，但土生族群又不愿放弃葡国国籍，这应该说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土生族群将澳门当做自己的家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每年都有流落海外的土生族群到澳门来寻根。前不久，有一次全世界的土生族群到澳门举行一次聚会。世界各地来的土生族群很多，他们来到澳门，一定要吃澳门菜，看澳门古街道，表现出了浓厚的澳门情结。而且，从长相看，很多人已经是华人的模样。

徐杰舜：澳门土生族群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回归后，土生族群的身份和地位并未最终确定下来，因而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回归前，土生族群大都生活在澳门社会的中上层，但回归后，土生族群正从以前的优势地位转向弱势地位，在转型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问题，例如，为什么他们既拿澳门身份证，又不愿放弃葡国护照？而中国政府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诸多问题，只有待我们对他们的心理、生活进行了研究和了解，进而进行政策调整才能解决。

李长森：如果细分起来，澳门土生族群的生活状况是有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差别。在回归前，老一代的澳门土生族群是澳门的当权者，他们占据了政府部门公务员的职位，处于优势地位。《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华人才可以当公务员。老一代的土生族群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看不起华人。澳门历史上的“12·3”事件，表面上看是华人与澳葡政府的冲突，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土生族群与华人矛盾的结果。“12·3”事件后，澳门的土生族群开始离开澳门。后来，在回归前期，随着粤澳两地的交流逐渐增多，他们的疑虑才有所消除。

回归后，虽然澳门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是华人了，但中年一代的土生族群在澳门中低层的公务员中，仍占据了几千人的职位。他们的基本利益在回归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最令人担忧的是年青一代的土生族群。他们中有几千人尚未就业，单从语言方面，他们的就业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们虽然粤语和葡语都能讲，但粤语能说不能写，葡语的发音又不同于葡萄牙的里斯本音，使得葡萄牙人听不懂，因此他们只能留在澳门就业。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澳门的土生族群协会虽然做了不少协调工作，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调动他们自身的主动性，并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汤开建：从今天的讨论不难看出，进一步开展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如何开展呢？我想，我们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先要发挥群体研究优势，进行长期的、多国多地区的合作研究，多吸收双语人才参与研究。双语不仅是指葡语和普通话，也要包括粤语，因为澳门土生族群大多只懂粤语和葡语。李长森副教授应该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向澳门政府和澳门基金会申请重大课题。这不仅是资金问题，而且也可以引起当局对澳门土生族群研究的重视。

徐杰舜：我也正在考虑对澳门土生族群进行进一步的人类学研究。我的一个计划是开展口述史的研究。因为澳门土生族群一般都没有家谱，这对于族群研究十分不利，而目前还没有人对澳门土生族群进行过问卷调查研究，所以我计划进行土生族群家族史的访谈。在澳门土生族群的万余人中选择100个家庭进行访谈，搜集口述的家族材料。

李长森：我建议研究澳门土生族群要从多个方面进行，例如新闻史方面。前面我提到了中国近代的新闻业首先是由土生族群在澳门创立的。以《蜜蜂华报》为开端，多种报纸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像《镜海丛报》。香港开埠后，很多土生族群转到香港办报。当时香港的报业完全是由澳门土生族群控制的。后来，又有大量的土生族群转到上海办报。当时土生葡人在全国各地办的报纸达100多种，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人，在中国早期新闻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非常值得研究。

汤开建：好。感谢徐教授和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澳门土生族群的精彩的讨论。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引起澳门学研究者多多关注澳门土生族群问题。另外，我们根据徐杰舜教授的提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召开关于澳门土生族群研究的会议，进一步向各方呼吁，多方合作，继续推动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谢谢大家。

（原载赵心愚主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7期，总25卷，成都：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