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的是经济学，二战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的也是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冬至1948年春写的硕士论文题为《关于改组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议》，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意想不到的机遇是1948年秋我获硕士学位后被聘为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研究员，同时可在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因而我增修了经济史课程，博士论文也围绕了我的研究领域进行。当时华盛顿大学研究中国的重点是19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史，我承担的课题是研究19世纪中国绅士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从此我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弹指一挥间，迄今已整整50个春秋。

从事研究工作，我的体会之一是要抓住机遇，承担一个富有挑战性并具有开拓前景的课题。我抓住了研究中国绅士的机遇，充分利用了华盛顿大学收藏的《清实录》、《东华录》、《大清会典》等清代官方书籍和大量地方志等资料，到1952年初已完成《中国绅士》书稿，从而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奖金，有机会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斯坦福、加州大学等著名大学，既与许多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探讨，又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从而在195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19世纪中国的绅士——从他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论证其经济地位》。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在1958年底回国前完成了《中国绅士的收入》书稿。

回祖国后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是1956年成立的一个历史悠久、颇有特色的研究所，其特色之一就是利用上海保存的旧中国企业档案进行典型企业调查研究。我到经济所后除参加过民族资本《荣家企业史料》的集体项目外，主要是参与并主持了旧中国大型外资企业调查研究的集体项目。我又一次抓住了这一新的机遇，先后承担了三个典型外资企业的课题，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曾中断了十多年，终于在80年代先后完成了《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4卷本）、《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和《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三部书稿。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国近代史学科组的专家们确定要开辟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并将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的任务责成上海社科院承担，而且指定由我负责，从而对我来说又一次遇到了开拓研究新领域的好机遇。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是因为：一是我院具备开展这项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条件，从50年代起，我院经济所和历史所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资料；二是从1987年起我已任院长，能组织两所的一批多年潜心研究上海史的老专家和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进行攻关研究。我们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书稿。接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又批准了我们承担“东南沿海城市”的研究课题，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们完成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书稿。现在我们又再接再厉，开展了“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工作。

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二个体会是搞研究一定要具有百折不挠、埋首苦干的精神。所谓埋首苦干，包含着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研究，一定要有所创新，一定要作出一些显著成绩，也就是说要有较长期的打算，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并在研究一个课题时，已开始酝酿下一个进一步纵横发展的课题设想。

我一向认为，我们搞学术研究，就是要花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要能拿出前人所未接触过的资料和未考虑到的观点，要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从搜集资料而言，我提倡一定要千方百计搜集第一手资料。为展开19世纪中国绅士研究工作，我不仅利用了清政府出版的史料，又别开蹊径，广泛查阅了地方志、家谱、族谱等过去少有人重视的史料。为展开近代外资在华企业研究工作，我又以坚韧不拔、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长年累月地翻阅摘录企业原始档案资料，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原始档案资料达近千箱、近万卷之多，没有一股韧劲就会望而却步。

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三个体会是要不断吸收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使之为历史研究服务。我的中学是上海育才中学，它不仅以英语见长，为日后我在国外从事研究和在国内查阅大量英文企业档案打下了扎实基础。它也重视数理化，我在高中二时还获得过全校数学竞赛奖。有这样的基础，从1948年开始从事中国绅士研究起，我就一直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一定要应用数量研究。在国外出版的《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每本著作都有40多张统计表格，这些表格多数是根据第一手资料自编而成。同样，如在国内出版的《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专著，也有30多张统计表格，多数也是根据第一手资料自编而成。我还大胆地估算出中国绅士的人数，推算出中国绅士的各项收入以及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后来在《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中又推算出沙逊集团历年从鸦片贸易、房地产经营等各种活动中获得的利润额。虽然推算出的数字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利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方法于历史研究，也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我主持研究“东南沿海城市研究”课题时，又强调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指出通过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既可勾划出这些城市的个性，又可归纳出这些城市的共性。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课题将进一步应用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和数量研究等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分析从上海到沿江城市，从各沿江城市到各自的腹地，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以及文化质变、社会变革等等方面存在的纵向和横向的集聚和辐射关系，探讨长江流域近代化过程的规律和特点。

21世纪即将来临。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景光明灿烂，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大有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同样也是大有可为。

（原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