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探讨作为价值层面即理念层面的外交文化，即从先进文化的意义上，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核心外交原则与外交精神。外交理念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国外交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因此，它在外交文化中是最根本的和最核心的，而外交机制和外交规则则属于外交文化中低一个层次的东西，可以说它们运行得好坏和价值的体现是由外交理念的正确与否所决定的。在外交理念正确的前提下，外交机制和外交规则设计得是否科学和建立得是否完善，也直接影响着外交理念体现的效果，正确的外交理念又同时有科学和完善的外交机制的运作，就能够使外交理念所追求的目标得以充分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外交理念与外交机制和外交规则相对称和相协调的结果。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国共产党起核心领导作用；外交决策机制长期稳定、高端、保密；外交决策机制内合作协调、民主协商；外交决策机制的领导核心突出、决策有力”等特点。如果外交理念是错误的，再好的外交机制和规则，只能使错误加速扩大。外交理念是正确的，即使外交机制和规则还不够完善，执行外交方针的手段还不够先进，但操作起来不会发生方向性错误，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理念先进就不顾机制和规则的完善和更新，正相反，先进的理念一定要有先进、科学的机制，落后的机制和规则是不足于担当理念所要求的重大使命的。当然，由于理念先进，也往往使人容易麻痹大意，往往对机制和规则的先进性要求不够紧迫。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外交理念反动落后，但是它们又往往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技术层次的机制和规则的制定上，从而也相当程度地延缓了资本主义外交没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