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日本等一些后起国家在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直追美国等发达国家，欧美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开始担心其国家的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研究在欧美国家中开始流行，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对竞争力研究的意义提出了质疑（Cellini and Soci，2002）。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96a，1996b）、里斯本小组（1995）等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零和博弈，不同于企业，国家通常有一个底线是其不可能轻易破产，过分强调国家竞争力是没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不恰当的国家政策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据此一些学者也对区域及城市的竞争力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

事实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反对国家竞争力的概念主要是在理论上，它不符合完全竞争假定的新古典理论。在政策上，实行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比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更有利。对保罗·克鲁格曼最初的批评发表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在同年之后，保罗·克鲁格曼反对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竞争力的战斗，一个零和博弈的争论吗？》（Dornbusch，1994）的文章，指出：

“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是零和博弈，不像保罗·克鲁格曼所断言的；尽管贸易仅占GDP的11%，它占美国制造业产出的一半，以至于国内竞争力的考虑是重要的。国家的地位和权力与它们的经济绩效相关，因为竞争力的损失带给它们的是政治的软弱。国家在市民生活标准的形式上没有底线。”

迈克尔·基特森（Michael Kitson，2005）指出，如果像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说的：经济活动实际的聚集是为了寻找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改进生产率对真正的繁荣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他关于竞争力的观点多半是错的，因为影响生产率的许多要素的聚集是那些在国家竞争力政策争论中已经被提起的要素，即投资、训练、技术、管理、劳动力使用等（Timothy Edmonds，2000）。

不像区域和国家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的概念显然更能经受住保罗·克鲁格曼的批评。因为城市是功能专业化和聚集的利益联合体，城市通过专业化和聚集形成优势，进而有助于城市的企业价格和非价格的竞争。

但是，保罗·克鲁格曼的批评提醒人们，必须正确理解竞争力，因为概念含义不同，测量指标不同，政策目标也不同。对国家竞争力的理解涉及政府政策和战略问题，是贸易保护，还是提高生产率；是调整汇率，还是发挥比较优势。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解也涉及以上这些主要的方面。因此，需要尽快创立一个一致性的、科学的分析框架，为正确的战略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