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文集》（三），选择笔者2001～2009年发表的30篇中文论文和研究报告，以及作为“附录”刊载于后的相关报道13篇。30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分为6个专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5篇，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7篇，人口性别与人口文化5篇，人口流动与城市化4篇，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4篇，人口研究与学科建设5篇。篇章结构和阐述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专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研究基础上，“走现代文明发展之路”一文，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提升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道路上来，关键在“三个转变”：发展观的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扬弃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转变，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要速度、要效益、要结构；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改变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制索取，将人类活动纳入生态平衡系统。“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从我国人口数量继续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突出、人口转变速度加快、人口质量还不够高、人口城市化提速、人口地区分布不尽合理的实际出发，论证实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融“控制”、“提高”、“调整”于一体的人口发展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针对美国学者L.布朗提出的世界“食物供给无保障”论和“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论，在肯定布朗文章有合理成分的同时，着重指出该文在引用人口预测、耕地和粮食预测、中国粮食的肉蛋转换测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等形势，阐明21世纪世界粮食前景，中国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依据。与此同时，在中国人口与粮食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提出坚持粮食自给基调、积极借助国际市场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建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个飞跃’”一文认为，2000年实现的小康社会，是基本的小康；2020年要实现的是全面发展的“后小康”社会，这个“后小康”的“底色”是可持续发展，即要建设成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为达此目标，就要完成发展的“三个飞跃”：经济发展突出集约性，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社会发展突出全面性，将缩小贫富差别、走共同富裕道路，发扬民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发展中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性，社会经济发展要落脚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上来。“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立场”一文，在阐述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提出将现代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文章对英克尔斯的现代化10项指标体系作出评价，依据国内外现代化实践，提出和论证了涵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人口现代化、环境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共包括20项指标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结合中国实际，经济现代化，强调人均经济指标的意义；科技现代化，提出“智力工具时代”新理念；人口现代化，提出集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于一体的“全方位适度人口”论；环境现代化，着重点放在如何越过环境质量由坏变好“临界点”的转变；社会现代化，要大力推进法治化建设、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人口健康：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新领域”一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包括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状态完好的定义，提出应将人口健康列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因为增进人口健康既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目的之一，可持续发展要不断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人的预期寿命，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又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保证，提高人的生理、心理健康素质和保持社会状态的完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方面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专题，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列入本专题的7篇文章，将老龄化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视野，强调与时俱进的研究。在“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价值观”、“自主自立与老年健康”等文章中，关于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等，与以前的阐述没有多大出入；然而由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持续增强，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新的不平衡特点。一是县、镇、市之间的老龄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老龄化程度上升更快一些，一些农村“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更严重一些；超大城市老龄化更进一筹，上海等超大城市已步入严重的老龄化阶段。二是西部、中部、东部老龄化由低至高“三大板块”变动，西部和中部已趋于接近，形成东部与中西部“两大板块”格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对老年人口中蕴藏的人力资源应予重视，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老年价值观。文章对老年作为人口再生产的阶段价值、作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经济价值、作为经验积累的历史价值、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等作出具体分析，力求为科学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依据。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21世纪中国发展：关注来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和谐：审视21世纪老龄问题的基本立场”、“加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老龄问题研究”等文章，主要阐发：其一，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兼顾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变动，将老龄化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其二，重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人口盈利”和“人口亏损”的变动；老龄化与投资率、储蓄率变动，老龄化加深到一定程度储蓄率由升而降的转折；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生育率持续走低对消费的影响；老龄化与收入分配，关注老年退休金达到国民收入10%或工资29%的“警戒线”。其三，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老龄化与科学文化发展，老龄化与社区建设，老龄化与老年婚姻、家庭等。针对老龄化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影响，提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以26%为“警戒线”，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等建议，特别是适应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建议。在坚持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劳动自养，建立和发展“三养”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养老保障体系，寻求改革新思路。

“立足可持续发展：中日‘少子高龄化’比较”一文，着眼于他山之石，挖掘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国家日本存在的老龄问题、应对的做法和经验。发现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很相似，存在的问题也很相似，只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要落后一截，因而日本的经验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日本政府对待人口变动有一个转变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低生育水平表示“赞同”，到90年代已经感到“过低”，其后则采取某些鼓励生育措施，如加强妇女生育保健，帮助家庭进行子女教育等。但是，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青年男女晚婚和未婚“单身贵族”大量增加，而政府对此几乎束手无策。

第三专题，人口性别与人口文化。“应高度重视潜在的‘性别危机’”和“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后果与影响”两篇文章，前一篇刊登在2001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第29期），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批示：“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应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否则多年后会造成重大社会问题”。后一篇，是笔者在国务院主管领导召开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会议上的发言稿。两篇文章阐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的情况，出生性别比升高后面临的婚姻性别挤压等问题，提请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人口文化研究”一文，从人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上，对人口文化概念作出界定。强调“人口文化”概念中的“人口”，非指抽象的人或人类，而是指居住在特定时空的人的总体，需要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取一般意义，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如此，人口文化在人口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形成，是二者交互运动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质，借助社会舆论和行政的力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人口再生产起到预规、协迫的作用，影响着人口的变动和发展。“生育与生育文化”和“生育文化：人口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两文中提出，生育文化是在人类长期生育过程中形成的，是对生育行为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生育文化表现出规范性和历史性特点：规范性，规范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历史性，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生育文化。研究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传统的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人口转变的动因，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发展相近国家或地区，生育率差别很大，甚至处于不同人口转变阶段。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给出文化上的解析，开辟了人口科学研究的新领域。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不但要以社会经济发展作基础，科学的人口政策作保证，而且需要革新人们的人口观念，呼唤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的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

第四专题，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西部开发重在人力资本积聚”一文，回答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向西部大量移民还是主要提高人口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积聚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具体分析了西部自然资本、产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结构现状，明确西部自然资本比较充裕，最缺少的是人力资本。西部开发要走出单纯争投资、争项目误区，下大力量突破人力资本“瓶颈”。指出西部地区仍需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同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还要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促进人口城乡结构的合理调整。

“警惕人口城市化‘拉美陷阱’”、“统筹城乡发展的人口城市化”、“推进人口城市化要有新思路”3篇文章，重点阐发5个问题：其一，对中国人口城市化阶段的总体判断。在第一阶段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集中，第二阶段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中，第三阶段大城市中心区向郊区或其他乡村转移三个阶段中，当前总体上已步入第二阶段，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主导着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其二，城市化速度驶入“快车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人口城市化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驶入“快车道”，目前已达到S曲线中部，未来一二十年还将以比较快的速度推进。其三，谨防“拉美陷阱”。在人口城市化步入以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的阶段，人口城市化速度驶入“快车道”以后，保持健康、较快发展需要谨防“拉美陷阱”。自20世纪中期法国和意大利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戈德曼的“大都市圈”理论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并未在我国引起大的反响，这同我国奉行“重小轻大”的城市化方针有关。近年来却陡然升温，“珠三角”、“长三角”、“海三角”（京津冀）的快速发展和翘首世界大城市圈，已不必多言，一些国际组织也看好这三个未来的大城市组带；不少省级地方也提出一个个“都市圈”、“增长极”方案，伴随农民工的大量拥入，大城市畸型发展的“拉美陷阱”隐现，值得引以重视。其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堕入“拉美陷阱”国家的城市化，基本的一点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片面发展，走的是城乡分割或城乡对立的城市化道路。我国过去奉行“重小轻大”的城市化，当前跨入以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注意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但是，主要围绕城市发展做文章较少顾及农村发展的倾向，还是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要准确定位城市化内涵。明确城市化是三次产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结合和统一，人口城市化要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并非城市人口比例越高越好；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并非越快越好；城市化步入以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的轨道，并非城市越大越好。其五，提出并阐发了适当加快城市化和变农民为市民的改革思路。主要是，给进城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地位和权利、更多就业和居住的机会、来去自由的方便条件，促使农民工在生产、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五专题，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选入本专题的4篇文章，前两篇“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主要阐述人口发展战略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不能损害到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发展要以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发展要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人口发展战略要从我国人口问题属过剩性质实际出发，提出并阐发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思路。第一步，将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同时大力推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寻求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协调发展，预计2030年前后可实现；第三步，人口零增长以后受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届时将依据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实际状况，作出全方位适度人口抉择。“全方位适度人口”，包括人口数量、素质以及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地区分布结构等诸多方面的适度，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到的是走好第二步，并为第三步创造必要的条件。针对当前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状况，分析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硬着陆”、在稳定中作出适当调整的“软着陆”和生育率呈上升趋势的“缓着陆”三种方案，权衡利弊——主要是人口数量变动与人口结构变动，特别是年龄结构变动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等，提出并重点论证了“软着陆”方案的合理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认为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后两篇“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和“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主要阐述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当前的决策选择。文章概述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由来与发展，多子多福生育观如何对上策动着历代封建王朝直接或间接干预的人口生育政策，对下如何左右着广大民众的生育行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30年人口理论出现反复，人口政策几经波折，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收紧，先后提出“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等生育政策。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关键在1980年中央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这是理解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枢纽。文章再现了笔者亲历的座谈会重要问题讨论场景，并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阐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造成人口智商下降、老龄化过于严重、劳动力供给不足、家庭“四二一”代际结构等问题。问题的核心，在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着眼于控制一代人（25～30年）生育率，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的依据。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人口的数量，因而可以有效地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如果时间过长，上述问题将变得比较严重，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

如今一代人已经过去，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走到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后人口政策决策选择。后两篇文章“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和“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并论证了建立和完善“后人口政策”体系框架，包括狭义人口政策和广义人口政策、狭义和广义人口政策子政策、子政策之下的具体政策三个层次。按照“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要求，提出后人口生育政策、后养老保障政策、后人口转变政策建议。其中后生育政策建议主要有：（1）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可以生育二个孩子；（2）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城市可晚几年实施；（3）除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可酌情放宽外，其余农村在保证不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情况下，可生育二个孩子。无论是“双独生二”、“单独生二”还是“限三生二”，只要真正做到，均不会使生育率大幅度反弹，第二步人口战略目标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第六专题，人口研究与学科建设。本专题选录5篇论文和研究报告，阐述的重点，一是关于人口科学发展的历史的评价。总结自人口科学诞生以来沿着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两条路径发展的历史，结合实际在“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一文中，提出并阐发了20世纪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三次浪潮”。“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历史地位”一文，概述了自1920年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新人口论”为代表的多篇人口论著的发表，围绕人口与经济发展主题开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解放思想，应对转变，谋求人口科学新发展”等3篇文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科学发展作出评价，认为1980年以来的大发展创造了中国人口科学的辉煌，不过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等影响，也滋生了某些泡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停止援助以后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泡沫破灭是正常的，调整是必要的，对学科建设是有益的。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科学的发展走出低谷，迎来健康发展新时期，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论著。特别是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全国社科规划办和国家社科基金单列出来以后，对推动学科建设和实证研究，起到相当巨大的推动作用，出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是提出并分析了当前人口学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问题。无论狭义人口学还是广义人口学研究，都取得很大进展，推出一批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成果。特别是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人口城市化研究、人口和生育政策研究等，取得的成果令人注目，其中许多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三是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其一，研究重心由过去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转变到人口数量控制与素质提高、结构调整、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并重，并将进一步转变到以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其二，从事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以后，已趋于稳定，人才结构趋于合理。其三，经过整合和实践考验，全国近百家各种类型、规模不等的人口研究机构，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优势日渐明朗，研究重点逐渐明确。在此基础上，“人口学‘十五’发展调研报告”中提出人口与建设和谐社会、人口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19个重大选题，提出每个选题的研究设想，对人口学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此期间，笔者科研工作和发表的成果，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并获得相应的奖励。获部委级以上主要奖项有：

“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宏观与决策选择”论文，获第三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

《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专著（两主编之一），获第三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

“人口控制牵动全局发展”报告（两作者之一），获第七届中国人口新闻奖报刊类作品一等奖（200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专著（主编），获第四届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

“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论文，获第四届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

附录。对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科研成果，学术界和相关媒体曾发表一些评论和报道。这些评论和报道不一定准确，不过还是表达出一种观点，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因而选出有代表性的几篇，附录于后，供参考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