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显然，这话有它偏颇的一面，但要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观察，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和人的本质是什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曾给人下过多种定义，称其为“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两栖两脚的动物”等，从道德、理性、求知上探讨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现实和历史上，即从人的社会属性和创造性劳动上将人同动物界区分开来，揭示了人的本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这些论述的一个共同点是，按照传统的进化论解释，在从猿到人的形成过程中，有思维的创造性劳动首先是最初制造出来的简单的劳动工具，构成人类诞生的最主要标志。而这种最简单的木棒、石块一类劳动工具，也就是人类最早的文化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帮助人类脱离动物界，人类与文化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携手并进，“人是文化的动物”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此说明人口文化。要阐明人口文化，还必须从人口的变动和发展的角度，从规范化的基本观念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