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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毫无疑问，在马老全部论著中，经济学特别是财政经济篇幅居多，是他学术遗产中的主体部分；然而就影响而论，人口方面的论述却毫不逊色，甚至比其知名度还要更高一些，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新人口论》在国内外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方面。
不大了解马寅初的人，以为他的人口论著就是1957年发表的一纸《新人口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马老关于人口的论述，包括论文、演讲稿、一些专著中的专门论述，我们在编辑《马寅初全集》中搜集到的，竞有31篇之多。最早关于人口方面的文章，是1920年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4期上的“计算人口的数学”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继续沿着他固有的思路探索人口问题，更紧密地把人口问题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1947年他在“此后吾国经济学者工作的对象”文章中说，“经济学之目的，在利用科学与自然斗争减少人类之痛苦”，摆脱“外国经济的附庸，长期磋砣于被动的地位”，主张迅速工业化和改革农村，使农村过剩人口找到出路。马老忧国忧民一生，总是同忧虑人口过剩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剩联系在一起，这在后来的人口研究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马老经周恩来等斡旋，转经香港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和开国大典，备受鼓舞。高兴之余，他不忘人口问题，不忘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剩，他利用人大常委工作之便，回浙江省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旧时浙江十一个府，他跑了十个府，深感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当家作主、生活改善后，“到处看到小孩子，我想不得了”，遂一步步形成他的《新人口论》的主导思想。应当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除了表现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理应具有的注重调查研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外，也颇讲究方式方法，讲究实政研究成果如何纳入政坛，发挥效用。他先是在人代会浙江小组会上作为人大代表提案，提出人口问题；因为受到当时教条主义禁锢，而遭到否定，只有邵力子、赵忠尧等几位科学家表示赞同。马老遂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收回提案；但他并不甘心，1957年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面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直言相谏，并特别说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而受到赞赏。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新人口论》，也是他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书面发言。如今，大家对《新人口论》差不多已经耳熟能详，笔者以为，马老在《新人口论》及其前后发表的论著中的人口思想，可归结为，一是正确地估量了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变动态势，指出人口增殖太快与资金积累不快等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矛盾；二是冲破当时苏联“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力主我国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三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扩大宣传、修改婚姻法，实施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生育三个孩子征税、生育四个孩子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等政策建议。毫无疑问，马寅初的这些卓有见地的主张，是实事求是、切中要害和利国利民的。而当时却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巴掌将马老连同他的人口论打了下去，马老从此便从政坛上、学坛上、讲坛上消失了。可是马老和他的人口论并没有消失，笔者本人就是在一片批判声讨声中，躲在北大阅览室一隅，找来《新人口论》、《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等论著阅读开来，从中受到启发并在后来走上为他的《新人口论》翻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把这段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显示了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以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为契机，迎来人口科学以及整个科学发展的春天，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揭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的一页。
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寅初“计算人口的数学”等的发表，起到传播由“人口学之父”格兰特（Jhan Grant）创立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人口学之先河的话，那么五六十年代《新人口论》等的问世，则为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拉开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序幕。《新人口论》及其前后发表的马老的人口论著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笔者以为，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作出科学的阐释，并由此引起一场大论战，奏响了全面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序曲。马寅初准确地定位我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提出从加强宣传教育到奖、罚一类经济手段一整套政策措施，既适合当时的实际，又有着长远的发展战略眼光，颇有先见之明。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或曰人口发展战略，笔者以为，可分“三步走”进行。第一步是尽快将高生育率降下来，这一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基本完成：第二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虽然这一步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过了初见成效的10年路程，预计再过二三十年即可完成；第三步是人口的零增长和人口总量呈下降趋势以后，根据届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资源、环境状况，确定理想适度人口目标。虽然马寅初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过这样的战略目标，但在他的论著中，曾经阐述过类似的理念。前已述及，《新人口论》的中心，是解决人口数量过剩，目的是调整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发挥人口因素的促进作用。而早在1943年，他便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局限，“最适宜数之人口”应成为研究的“重心”。科学的发展有它的继承性，包括发展目标在内的人口问题研究和解决也有一定的继承性，在特定的意义上说，今天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合理选择，也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人口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关部门评选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学术事件时，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引起的人口论争，被列为十大事件之一。
其二，马寅初人口论从始至终贯穿一条主线，即人口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一反苏联人口要不断迅速增长的教条，开人口研究反教条主义之先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和各项事业都要学习苏联，一句经典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口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人口规律的表述视为金科玉律，谁反对这一条，谁就有被说成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嫌。马寅初不畏洋教条，从实际出发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品质主张，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要有足够理论勇气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学术生命在于创新，不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就不能前进，马寅初不仅深知这一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为学术研究反教条主义树立了榜样。
其三，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坚持《新人口论》不动摇，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淡泊个人名利、为真理奋斗的优良学风。在今天来说，这一条有着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和实施市场经济以来，商品和交换价值升值，包括人口学研究在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商品化倾向。不注意学习基础知识，不愿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讲理论联系实际，要么闭门造车，要么把西方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舶来，浮躁情绪等不良学风有所滋长。马寅初为什么能够顶住来自上面、下面、侧面的各种压力，表示虽然年近八十还要“战死为止”？除了他的人生观等精神世界方面的原因外，诚如他自己所说，还有一个“理论的彻底性”。正是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决定着他政治上的坚定性，绝不向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理论的彻底性”由何而来？重要的一条，是他长期形成的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
马寅初所处的时代，造就了马寅初不愧为时代使命的人口论，塑造了高尚的人格，不屈不挠的品格。我们在探讨马寅初人口论的历史地位和它的价值时，还值得提及的是，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他为说错话而写出大字报作公开检讨；他为验证自己的观点，一篇又一篇地阅读诸多批判者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大多局限于空喊政治口号一类。马寅初的这种精神，就是不断进取的精神，我们研究马寅初的人口思想，也要有这种与时俱进精神。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而资源匮乏日甚，环境污染加剧，人口的变动和发展面临新的态势，今天的人口问题与马老时代又有所不同。我们要把马老的人口论作为一笔财富，从中汲取营养，作出创造性研究，为妥善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为中国最终人口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作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