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研究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或称“东方社会理论”，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80年代前期，探讨的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后期探讨的是人类学笔记，90年代前期探讨的是“卡夫丁峡谷”，后期被归结为“东方社会理论”。应该说，在这20多年里，学术成果是巨大的，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还有一些学术专著问世。同时也应该承认，分歧依然存在。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没有“东方理论”，也没有“东方社会理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后人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把他们的有关东方问题以至于非东方问题的所谓人类学笔记之类的论著，统称为“东方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这样一来，“东方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很不确定了。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学术意图来剪裁，把自己的学术观点解读成为马克思的“东方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

这种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出现。1877年10月，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19121211894年1月，恩格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马克思的“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1912135

当时马克思不愿留下一些“让人去揣测”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主观主义、教条式地揣测马克思的理论，把西方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的理论简单地套在东方社会上面。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912141

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现在不是也还有人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题目下做“揣测”马克思的文章吗？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西方社会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以此为尺度，回过来量度和评判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种种“缺失”，另一方面又用它来剪裁和非难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我觉得，在当前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