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理论的倡导者巴伯曾经批评说：“所有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都有某种精英主义倾向。”1915443但是，严格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精英民主理论，是从马克斯·韦伯（1864～1920）开始的。他从诊断现代性入手，对整个现代社会秩序的生成、特点和前景得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理性化与官僚化成为描述现代性的基本范畴。韦伯正是在现代性社会的大背景中思考大众民主问题的。通过剖析行政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韦伯之后政治社会学反复处理的理论主题——韦伯看到大众民主的必要性和限度，并进而推导出精英民主理论。在现代性条件下，精英民主是大众政治逻辑推演的结果。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思考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秩序的种种问题，其中尤其是现代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互动问题让他耿耿于怀。因为他知道，这种互动攸关自由与民主的前景。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突出特点是理性化和官僚化。他对官僚化的负面作用满怀忧心。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寻找民主的途径来抑制官僚制的弊害，为人类的自由扫清障碍。但是，面临巨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情形，面对无孔不入的官僚组织的精巧控制，民主还有可能吗？米歇尔斯是提出这一怀疑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韦伯与米歇尔斯交谊深厚，因此，对他的“寡头统治铁律”十分熟悉。但是，在大众社会时代，看待民主的不同方式使他们对民主的性质和前景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米歇尔斯不同，韦伯不是在民主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中来批判现代民主的虚妄的。在韦伯看来，米歇尔斯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任何压制的大众的自治）只是一个历史的臆造，是一种虚幻的观念，对这种实际不存在的东西的批判是无的放矢，所得出的维护民主价值的结论自然更是不得要领。难怪，在他晚年，米歇尔斯由最初对民主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希望进而转向对民主的绝望，并加入到民主的反对派阵营中去：因为他抱定的民主本身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1915453韦伯当然看到现实政治中的寡头倾向，但并不认为民主制度对这种倾向完全无能为力，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对民主作出界定。这就是他的精英民主理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人研究路径的不同：在米歇尔斯那里，有一个先在的理想主义的民主理念，这个理念在现实中被严重扭曲，因此，他的主要工作是直面现实，证伪民主；而韦伯则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从分析现代性着手，找到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政治秩序的特质，进而分析大众社会的民主形态及其症候，然后寻找对治方法，发展出精英民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