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的关系，在唐至北宋时期，有斗争，有合作，而斗争还是比较主要的。两宋之际，特别是南宋之后出现了新的格局，时人刘克庄的《漳州谕畲》透露了此中消息。过去论者引此文，节略过甚，忽略了其中很多信息，现将原文详录于下，以资分析：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1917107，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略省地。壬戌（即理宗景定三年，1262）腊也，前牧恩泽侯有以激其始，无以淑其后；明年秋解去，二倅迭摄郡，寇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帅调诸寨卒及左翼军统领陈鉴、泉州左翼军正将谢和，各以所部兵会合剿捕，仅得二捷。寇暂退，然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事闻朝家，调守，而著作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膺妙选。诏下，或曰：侯擢科甲有雅望，宰岩邑有去思，责之排难解纷，可乎？侯慨然曰：君命焉所避之！至则枵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帅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悛，当调大军，尽鉏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款。德最反复杰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命统制官彭之才剿捕，龙岩主簿龚镗说谕，且捕且招。彭三捷，龚挺身深入。又选进士张杰、卓度、张椿叟、刘□等与俱。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彼曷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峒禁防懈而然欤。……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侯语余曰：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呜呼！反本之论，固余之所服欤！1917113

从这则记载中，我们最少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1）这时赣闽粤边的土著和先期迁入的武陵蛮已有了较多的融合，汉人统名之曰“溪峒种类”，但由于各自渊源不同，所以彼此还有较大区别，因而又有“蛮”、“猺”、“畲”等具体名称。

（2）这时出现了被侮称为“汀赣贼”的特殊群体。“汀赣贼”与畲民关系密切，把“短兵接战”的特殊军事技术教给畲民，说明这两个族群在反抗封建政权压迫的斗争中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从这些特征来看，“汀赣贼”已是客家人的先驱，只不过这时“客家人”的名称大概还没有出现，或还没有被普遍采用罢了。

（3）盘瓠信仰或盘瓠图腾崇拜作为畲族最根本的文化特征，这时已经突现出来，并成为畲民自我识别及汉人识别畲族的重要标志。这就是文中所谓“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刘克庄认为，范晔《后汉书》记载的以盘瓠为图腾的武陵蛮就是这部分“自称盘护孙者”畲民的祖先，换句话说，刘克庄已经认识到这部分畲民是从五溪地区迁移来的盘瓠蛮的后裔。但既然诸畲中只有一部分人“自称盘护孙者”，表明另有一部分畲民不是盘护子孙，也就是说畲族包含了并非来自盘瓠蛮的闽越土著成分。这是畲族族源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证据。有意思的是，刘克庄还认为，诸畲中“自称盘护孙者”虽然是来自五溪地区的盘瓠蛮的后裔，但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读过《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不可能清楚地了解本族的源流，他们之所以能够自称盘护子孙，乃因“受教于华人”。我们不同意刘克庄的这点认识，但从他这一说法，却使我们看到，宋代已有许多华人——主要应指熟读书史的士大夫——持畲族源于盘瓠蛮的观点。

（4）畲民与客家人联合进行对抗封建政权的斗争，一方面是两个族群有了此前长期接触和交流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南宋时期新的形势所促成的。按刘克庄的话说，就是南宋政权以临安（今杭州）为首都，赣闽粤边由偏远之地一跃而为接近政权核心的“近里”，受到的控制大大加强了，而南宋封建政权更加腐败，更加漫无限制地向畲民搜刮兵丁财赋，汉族的权贵之家又百般向畲民侵夺，因而激起了畲民的变乱。

宋廷的腐败，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就军事上来说，史载：“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1917128于是正兵败坏不堪用，遇事多依赖乡兵和临时的招募。在江西、福建、广东，则有所谓“枪手”、“枪杖手”和“峒丁”，大多是从赣闽粤边强制征发或招募来的。

史载：“广南东路枪手 嘉祐六年（1061），广、惠、梅、潮、循五洲以户籍置……治平元年（1064），诏所在遣官按阅，一月罢，有阙即招补，不足，选本乡有武技者充。”这是广东特别是粤东的情况，强制的性质很明显。

福建、江西的情况也差不多，史载：“福建路枪杖手 元丰元年（1078），转运使蹇周辅言：‘廖恩为盗，以枪杖手捕杀，乃有冒枪杖手之名，乘贼势惊扰村落，患有甚于廖恩者。’诏犯者特加刺配。周辅请额定枪杖手人数，岁集阅之。下其章兵部。兵部请按保甲法编排……”元祐元年（1086）御史上官均言：“福建路往年因寇盗招募枪手，多至数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每岁监司亲至按试犒赏，比至阅视，其老弱不闲武技者十七八……靖康元年（1126）臣僚言：‘天下步兵之精，无如福建路枪杖手，出入轻捷，驭得其术，一可当十。乞选官前去招募。’从之。”

又载：“江南西路枪杖手 熙宁七年（1074），诏籍虔汀漳三州乡丁、枪手等，以制置盗贼司言三州壤界岭外，民喜贩盐且为盗，非土人不能制故也。元丰元年，诏虔州枪杖手千五百三十六人，抚州、建昌军乡丁、关军、枪杖手各千七百七十八人为定额。”1917136

强召枪杖手和峒丁之弊，虽早已暴露，在一些臣僚的建议下也做了某些改革，但到南宋，还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强召枪杖手和峒丁之制。史载：“枪杖手 建炎二年，令福建招五千人。”“峒丁 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诸处总领官籍定枪杖手、峒丁人数，以备调遣。”1917152这里只提到江西、福建，实际上广东、荆湖诸处的情况也一样，有宋高宗的诏书为证：“（建炎）三年七月乙巳，诏江西、闽、广、荆湖诸路团教峒丁、枪杖手。”1917157

宋廷在强征蛮汉人民为兵的同时，也加紧了对蛮汉人民的经济搜刮。早在北宋时，一些将官处理粤北韶、连等州受招安的徭人，就采取了“约贼出峒，授田为民”的措施。1917165所谓“授田为民”，就是把随山散处，转徙不定的“徭人”束缚在土地上，让他们像一般编户百姓一样纳赋税。

另一苛虐百姓的制度是榷盐制，就是强迫某一区域的百姓一定要按官价购买某地出产的食盐。如闽西与潮州有汀江和韩江相连，通过水道运潮州出产的“潮盐”近便而价廉，官府却规定闽西百姓非要食用“福盐”或“漳盐”不可，运“福盐”或“漳盐”主要靠陆路搬运，路远费力，质劣价昂，官府从中渔利，老百姓却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官府一系列残民苛政理所当然地激起蛮汉人民的反抗浪朝。南宋之后“溪峒种类”和“汀赣贼人”如火如荼、此起彼伏的造反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兹以高宗一朝为时间断限，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区域为空间范围，仅就《宋史·高宗本纪》所载，大略了解一下当时蛮汉人民反抗斗争的概貌：

绍兴元年二月，“宜章县民李冬至二作乱，犯英、连、韶、郴诸州。”

绍兴元年六月，“南安贼吴忠、宋破坛、刘洞天作乱。庚寅，江西提刑司遣官讨之，破坛、洞天皆伏诛，忠遁去。……二年八月，江西统制傅枢讨平南雄贼吴忠、邓庆、刘军一等。”

绍兴元年秋七月，“壬寅，虔州贼陈顒作乱，命趣捕之……二年夏四月甲子，陈顒围循州，焚龙州县，命江西安抚司遣将捕之。……十一月辛，陈顒陷汀州武平县，犯梅、循二州。……三年春正月癸亥，陈顒围潮州不下，引兵趣江西。”

绍兴二年十二月，“虔贼谢达犯惠州。”

绍兴十年十一月，“宜章峒民骆科叛，犯桂阳、郴、道、连、贺诸州，命发大兵讨之。……十一年四月丙申，以广西经略使胡舜陟节制广东、湖南兵，趣讨骆科。……十二年二月辛卯，蠲广南东、西路骆科残扰州县今年租。”1917167

对于以上所录资料，首先要明确有关的地理概念。这时的郴州和桂阳军，大致相当于隋代的桂阳郡、唐代的郴州，与道州、连州都是武陵蛮、长沙蛮等溪峒蛮夷的主要聚居区，但道、连二州是武陵蛮南迁逾岭至广东、广西的必经之地，而郴州和桂阳军则是武陵蛮南迁折而东向至江西、福建的必经之地。资料中涉及赣闽粤的部分有江西的虔州、南安军，福建的汀州，广东的梅、循、潮、惠、韶、南雄、连、贺、英等州，这一地域，拿今天的地理概念来说，包括了赣南、闽西、粤东和粤北，就是人们说的客家大本营地区。弄清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上述资料就会产生如下深刻的印象：一是此时蛮汉人民造反活动如此频繁，固然与此时的阶级矛盾尖锐有关，可能也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族群关系复杂有关；二是这些造反事件反复发生在畲族先民和客家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对于日后畲族和客家的形成一定有深远的影响。有的史志直称其中的一些事件为“汀、虔、潮、惠山寇为乱”，1917169“山寇”一词既适用于畲族先民，也适用于客家先民，正是对我们这一推断的印证。

高宗之后赣闽粤边的蛮汉人民反抗斗争，仍然保持着不断高涨的态势，波澜壮阔地进行着。下面我们择其比较重大而典型的事件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