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去意大利学习电脑和企业管理，曾在热那亚小住。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上升时期，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热那亚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又是意大利著名的制造业和商业重镇。它那面对热那亚湾的繁忙港口，沿海而建的高速公路，以及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的红色法拉利跑车，都令我这个从未出过国门的人赞叹不已、羡慕不已。在我的心目中，热那亚简直就是一个天堂。

十五年后的今天，热那亚再次引起我的关注。不过这一次既不是因为它的美丽风景，也不是因为它的经济成就，而是因为它在八国峰会期间反对贸易全球化的示威升温演变成了暴力事件并闹出了人命。

最近几年，经济全球化这个术语，正在从政治家的专利中或经济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走出来，成为普通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为什么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经济放缓，位于地球这一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股市也随之下跌？为什么发生在中国台湾南投的地震，竟然影响到全世界许多家庭对电脑的购买？为什么苏联的解体，会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首脑们一筹莫展？又为什么诸如索罗斯之类的金融巨头们跨国调度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金，比我们到新加坡的乌节路走一趟还要方便？为什么这一切相隔万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能够被如此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我们不禁要问，经济全球化是怎样发生的？或者说，上述那些事情是怎样被联系到一起的？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电力、汽车、飞机、电话、电视、收音机、电脑（特别是个人电脑）、网际网络等等科技产品从发明到普及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快，就能够从中找到一部分答案。地球正在变小，市场急剧扩大，交通运输的速度在按几何级数递增的同时，费用却在同比例地递减。今天，从纽约到伦敦的国际长途电话费用，比1930年时下跌了250倍；而美国加州的葡萄和草莓从采摘到摆在职总平价合作社消费者面前的时长，大概还没有超过24小时。显而易见，现代交通和现代通信技术在电脑和电子技术的带动下，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和高速发展。也可以这样形容：电脑和电子技术对于现代交通和现代通信技术是“火上浇油”；现代交通和现代通信技术对于经济全球化是推波助澜。

经济全球化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工业国联合发起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拉开了经济全球化的序幕。随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出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加强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体系，信息技术则促进了全球的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使经济周期出现新的变化。

经济的全球化，还源自商业模式的变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生产模式、服务模式，发展到行业界限模糊化的综合模式；制造业之间、服务业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容易分得清了。不管是经营硬件还是软件，也不管是实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它们都不得不面对不分区域、不分行业、不分时区的全方位竞争。

经济的全球化，也源自技术的民主化、金融市场的民主化和信息的民主化，以及市场的全球化和生产的全球化。这体现为通信与信息产业的开放式经营和网际网络的不可垄断性；体现为金融产品交易手段的民主化和债券购买的民主化；体现为寻常老百姓比上层更快、更早地获得第一手信息；体现为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日新月异；体现为国际品牌的发展；体现为各国文化受强势文化的影响而日益趋近；体现为贸易壁垒在135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努力下日渐降低。

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先进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从最初在巴黎聚会的五大工业国首脑的“炉边会谈”，到后来的七国峰会，再到现在的八国峰会，工业先进国家在主观上为自己谋利益（如解决自身的货币政策等经济问题）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工业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制定了游戏规则，使后来者能够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少付学费，从而加快发展的步伐，以比较低的成本和比较短的时间缩小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这个进程之中，跨国公司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产值的40%、国际技术转让的30%和国际贸易的60%。跨国公司就像一个巨型的章鱼，把触角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将整个世界把玩于股掌之间。哪里的生产成本最低，就在哪里生产；哪里的销售利润最高，就在哪里销售。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领导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是跨国公司；指导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全球化只是富人剥削穷人的一种游戏。这种声音来自穷国的穷人。对于这种意见，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事实上，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便没有“亚洲四小龙”，便没有持续十多年的“亚洲奇迹”；便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没有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37万余家外资企业和实际投入的3600多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便没有1999年的上海“财富论坛”年会、2001年的南京世界华商大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便没有新加坡的裕廊、马来西亚的槟城、中国台湾的新竹、中国的深圳、印度的班加罗尔……当然，也不会有近百万名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更不会有我到意大利、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

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将传统产业、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使本国的工人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这种声音来自富国的穷人。从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到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和哥德堡欧盟峰会，再到最近的热那亚八国峰会，都能够听到这种强烈的、偏激的、极端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和诉诸暴力的声音。

倘若我们尊重事实，我们便能够看到，正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和民族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得到了他们各自应得的那份利益和好处，经济全球化才会如此广泛地得到了他们的认同、认可、接受，甚至争先恐后的欢迎、拥护和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才能形成今天这种燎原之势。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达认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也有人更直接地说，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笔者同样不支持这种泛政治化和涉及意识形态并使争论扩大化的说法。我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既不是一个国家集团对另一个国家集团的胜利、一种生产模式对另一种生产模式的胜利，也不是一种主义对另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或取而代之，更不是某些强国、富国对另一些弱国、穷国的剥削。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社会在现有条件下经过反复比较之后不得不接受的客观选择，是一种新的混合型社会形态的初步体现，即共产主义、集权、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在相互妥协之后向中点会合的一条中间路线。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便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势所趋。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