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笔者在重庆大学求学，上个月应母校邀请，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做了一场关于新加坡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经验的报告。毕业近40年后故地重游，亲眼看到了母校和重庆的巨大变化，十分感慨。虽说重庆并不是个小城市，但毕竟不像北上广深那些一线城市的名气那么大，许多人对重庆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想写一篇文章介绍重庆，推广重庆。

100多年前，洋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之后，1876年，英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可以向重庆派驻领事。1890年，补充条约又确定重庆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商开辟了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航线。同年，英国在重庆率先设立总领事馆，1891年，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1896～1904年，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俄国等先后在重庆设立了总领事馆和公馆，日本和法国分别在南岸区设立了租界和水师码头与兵营。

在辛亥革命时期，远在中国内陆的重庆，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在1911年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夺取了清朝政府的地方政权，成立了蜀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大清王朝在重庆统治的覆灭和终结。从此，重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前线每况愈下，1937年7月淞沪会战打响后不久，国民党军队便陷入被动，为防止首都被攻陷后陷入混乱，中华民国政府于1937年11月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连夜登船，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并于12月1日正式办公。仅仅13天后日军便攻破南京，重庆于1937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战时首都。

1938年，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士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移驻重庆。1941年，经国民政府许可，韩国流亡政府迁入今渝中区办公，重庆成为1941～1945年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

1937～1944年，重庆是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来自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苏、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万移民迁往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群体被重庆本地居民称作“下江人”。同时，数以万计的企业、学校，近8万吨黄金都搬迁至重庆，因此重庆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另外，国民革命军空军的作战飞机、美国志愿飞行团“飞虎队”都曾经驻扎在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新加坡的抗日英雄林谋盛也曾在重庆国民政府的训练基地受训，并与来自东南亚的一批抗日组织人士一起接受敌后游击战的训练，完成受训之后经印度加尔各答返回新加坡，领导地下游击组织与日军斗争，不幸被日军抓俘折磨致死。他牺牲之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在抗战中，重庆共组织川军62万人，占川军总数的一半以上，是川军的绝对主力。出川作战的57个师中，有一半以上的部队由重庆籍士兵组成。

应该说，重庆国民政府的存在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没有亡国。当然，作为领导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指挥中心，重庆的确发挥了战时首都的作用。也正因为有重庆这个相对安全的大后方，当时国家重要的文化机构、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教育家和科学家，才得以存在和保留。1946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市中心设立了“抗战胜利记功碑”（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之后，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时发生知名人士李公朴、施复亮遭到殴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等60余人也被打伤的惨案。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直接授权中统对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最后处决”，400多名“政治犯”被处决，史称“11·27事件”。

国共内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在失败前夕垂死挣扎和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重地。著名的小说《红岩》，以及小说里的人物和场景如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红岩村、沙坪坝、重庆大学、团结广场等，便是那个时期的写照。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成都，10天之后，离开成都飞往台湾。自此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在台湾去世，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便设在重庆，开始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50～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在国民党留下的军事工业，甚至是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工业基础之上，如铜元局（大清造币厂）等，大量的三线工厂、军事工业开始向重庆转移，把重庆打造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中国军事工业尤其是常规兵器的重镇和大本营。

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三线建设开始，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核心城市。1964～1968年，从上海、江苏、东北等地内迁三线职工27万余人，占重庆当时企业职工的1/4以上。1975年，重庆主城区人口因三线建设内迁而来的外来职工达到最高峰，总人数为43.5万人，占当时重庆市区人口的1/4。

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冷战的结束，也因为中国的重心开始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重庆也成为“军转民”的先行者（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型）。过去那些赫赫有名的军工企业如长安厂、建设厂等都以积极转型的崭新面貌、以微型汽车和摩托车霸主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面前。

1992年，三峡工程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这是一个位于重庆市区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上的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给重庆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契机。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把重庆提升为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2000年，中央政府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其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尽管西部的中心城市如西安、成都等都在和重庆争当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为重庆的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带给了重庆巨大的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重庆，这座见证过大历史的变迁、经历过大时代洗礼的中国西南重镇，今天又迎来了“一带一路”这一前所未有的崭新发展机遇。作为重庆大学的校友，我衷心地祝愿母校的明天更美好，重庆的明天更美好。

（写于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