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发布
2021年3月2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围绕2019年5月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后的澳大利亚展开，对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爆冷连任后各党派的变化与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各领域政策的调整、澳大利亚社会及中澳关系中出现的最新动向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梳理。本书包括总报告、分报告、专题篇和中澳关系篇等，努力提供一个关于2019～2020年度澳大利亚与中澳关系的全景式概观。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各党派调整党内制度备战2022年联邦大选，莫里森政府面临山火和疫情双重危机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2019～2020年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形势在莫里森政府连任后保持总体相对稳定，原因有三：其一，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2019年大选中击败了被广泛看好的工党，迅速在党内和国内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其二，莫里森提出了避免党内再次频繁争斗的调整措施，要求对党首的挑战须得到2/3多数的支持，抑制了党内斗争，客观上也能保证莫里森较为顺利地完成任期；其三，澳大利亚经济一直表现平稳，虽然接连遭受山火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整体经济状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仍属相对较好，为莫里森政府提供了良好的施政基础。
2019年底，莫里森政府对于第一大挑战——特大山火灾害的应对不力使得胜选后建立的政治优势损失不小。由于此次山火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十分巨大、复杂且深远，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还加剧了全球环境的负担。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热议，政府和执政联盟、民众以及企业都不得不面对现实，进行反思，共同努力达成理性共识，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一直犹疑的莫里森政府面临着空前压力。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莫里森政府面临的该年度又一大挑战。疫情和防控措施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此澳政府出台了“就业保障支出计划”（JobKeeper Payment）和“增加就业支出计划”（JobSeeker Payment）。向企业和需要保持就业的人群直接发钱固然能暂时维持支持率，但也将不可避免地推高政府的债务水平，给未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埋下隐患。同时，工党在2019年败选后随即更换党首，主要在以下两方面采取调整措施，积极为2022年联邦大选做准备：其一，综合考虑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政策上突出工党务实的特点；其二，关注地区事务，巩固选民基础。通过一年多的调整，工党在民意支持率上大大缩小了与执政联盟的差距，甚至还一度超过莫里森政府。但在澳相对保守、民族主义的政治气候中，工党在诸多议题上举步维艰，无法形成有新意、有号召力的政策提议。下一届联邦选举的选情仍不明朗。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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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经济承受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有望大幅回升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澳大利亚经济在2020年出现大幅衰退。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澳大利亚就业、收入、贸易、投资等仍出现较为严重的恶化趋势。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澳大利亚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如不考虑出现更加严峻的疫情形势，2021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有望大幅回升，并达到3%以上的增长水平。
蓝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已对澳大利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疫情的全球蔓延也将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的外部经济环境。新冠肺炎疫情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影响澳大利亚经济走向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关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值得关注，一旦石油和矿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将进一步拖累澳大利亚经济。此外，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并且会对澳大利亚出口和吸引外资带来直接影响。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5.9%。一旦美国的各种经济风险暴露，澳大利亚的外部经济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也将遭受更大的外部冲击。考虑到澳大利亚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干旱、台风、森林火灾等突发性自然灾害，澳大利亚经济也将会受到重大冲击。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3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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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日经济关系密切，持续推进多领域、全方位合作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澳日经济合作稳定发展，并呈现日益扩大及深化合作的态势。在经贸合作上，澳日两国经济合作持续加强。澳方制造业发展相对缓慢，而日本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经济结构极强的互补性增强了双方经济合作的动力。2014年JAEPA的签订为双方经贸合作带来极大便利。两国还不断探索、开创新的经贸合作领域，尤其重视能源方面的合作。双方看重氢能源的生产与发展前景，围绕氢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创新展开合作，力图形成优势互补。此外，为构建密切经济关系，澳日两国积极加强经济对话与交流，通过互访、多边合作平台等，加强高层对话与交流、建立定期对话机制。
在区域多边框架的合作上，双方积极参与区域、跨区域多边合作。两国共同促进和引导了CPTPP合作框架的生成，并致力于发展壮大该框架，强调在推进CPTPP扩容方面展开紧密合作、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澳日双方在RCEP的谈判中同样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多次强调加强双方合作、不断推进协定的最终形成。加强区域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对于两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在电子商务合作上，两国支持推进WTO电子商务谈判，明确了在全球疫情流行的特殊环境下电子商务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影响了根植于多边贸易体制的WTO，变革迫在眉睫。作为成员国的澳日双方在WTO改革方面开展了密切的合作：推进WTO电子商务谈判、支持数字贸易、加强完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积极争取相关标准、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5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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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南太“升级”政策进展与挑战并存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南太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莫里森就任后澳南太政策得到大幅度强化。与此同时，该政策的实施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南太地区局势日趋复杂，澳方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关注，于2017年在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正式出台南太“升级”政策，加强对南太地区的支持以促进其发展。2018年莫里森政府上台后大幅度强化该政策，使其成为澳外交政策最优先事项之一。
与此前相比，南太“升级”政策有四个新的显著特点。第一，该政策强调整体统筹、协调实施，以“整体政府”的方式来全面加强对南太地区的关注，将南太事务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第二，该政策重视对南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与援助。第三，澳加强与其他西方国家在南太地区的合作，以推动其政策目标。第四，澳方重视加强与岛国公众层次的人文交流，特别加大对教育的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南太地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地区经济发展、居民就业极大受挫。澳在疫情中对该地区的经济、医疗资源援助反映了澳南太“升级”政策的重要性，但该政策的实施同时也因疫情受阻。
虽然南太岛国普遍欢迎澳南太“升级”政策，但该政策的实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对于中国在南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与澳大利亚的观点不同，岛国更重视扩大与各国的合作以寻求经济发展。其次，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南太岛国将其视为最大的威胁，而澳方缺乏明确立场，让各岛国不满。最后，对于地区事务，南太岛国欢迎西方国家的支持援助，但日益要求更多的自主权。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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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山火灾害并未让莫里森政府从实质上改变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澳大利亚一直深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山火、旱灾等极端自然灾害频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也一直是选举中的热门议题。2019～2020年澳大利亚经历了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山火季，山火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严重损害了生态和经济的发展。
在此次山火事件发生前，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已经广受诟病。2019年9月，莫里森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转而参加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此举遭受广泛批评，学者、媒体认为澳政府漠视气候变化，不愿在国际减排上承担更多责任。2019年底发布的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表现指数显示，澳大利亚在碳排放、可再生能源、能源利用以及相关政策四大方面的综合评分在57国中仅排第51位，其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获0分。
但莫里森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政策在2019～2020年空前的山火灾害后并未出现实质改变，尽管不少团体呼吁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莫里森政府也公开承认，应对气候变化仍然是他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但从总体政策来看，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总体维持原状：政府虽并未否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仍坚持现行政策；在减排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下，莫里森政府仍看重化石能源的前景。
蓝皮书指出，尽管2019～2020年的山火季十分严重，媒体广泛的报道和民众热烈的讨论固然为推进气候变化的应对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莫里森政府在气候和能源政策上并无实质变化，主要原因如下：民众虽然广泛认为山火严重与气候变化有关，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并未大幅增加；山火和气候变化议题在2019～2020年尽管热度很高，但仍不时被其他议题掩盖，导致无法进行持久、深入的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在各国均面临成本问题，并同经济增长、就业、生活费用等存在不小的冲突；工党和绿党推动乏力，很难期待执政联盟会迫于压力修订政策。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03-127页）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陷入困境，国内因素是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陷入困境。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制造业逐渐萎缩，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澳制造业的国际排名也较前几年有所下降；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陷入剧烈波动，无明显规律性，且受外在短期性因素冲击较大，这在发达经济体中不多见；澳大利亚制造业技术含量较低，这体现在食品饮料（含烟草）等低技术门类的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较高。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制造业陷入发展困境，是一系列较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的。从国内因素来看，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陷入困境的一大原因就是澳大利亚国内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其次是澳大利亚国内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制造业所占比重和影响力逐渐下降，服务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三是因为澳大利亚国内人力资本较匮乏，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不足；同时路径依赖和“资源诅咒”也是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从国际因素看来，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近年来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式也是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澳大利亚制造业发展困境。
展望未来，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仍有一些发展机遇：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医疗卫生用品、远程办公用品和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和更多的资源投入。今后澳大利亚制造业企业若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改革的重视和投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争取在和西欧、北美传统制造业强国的竞争中，也许能获得更多的后发优势。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28-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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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关闭州界，航空业前景不容乐观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澳大利亚的境内传播，各州开始关闭州界，使得澳大利亚主要的两家航空公司的需求和运力直线下降，极大地打击了澳大利亚的航空业及相关产业。
澳大利亚最大的航空公司Qantas自2020年3月初期就不断通过消减运力、融资、裁员和减薪的方式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即便如此，Qantas在8月20日发布的2019-2020全年财报中仍显示其亏损了近27亿澳元。此后，Qantas实现重组，将国内和国际业务合并。Qantas的竞争对手维珍则在此次疫情中遭受灭顶之灾。先后向其股东、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州政府求助无果后，维珍进入自愿托管程序，最终被贝恩资本购入。贝恩资本将减小维珍的机队规模并关闭其旗下的廉价航空品牌。这会使Qantas的市场份额从60%上升至70%，造成Qantas一家独大的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澳大利亚区域航空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由于其主营业务为服务矿山的包机业务，而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的大矿山和大型资源项目没有停工停产，联盟航空（Alliance）成为疫情期间为数不多的提高收益的航空公司之一。澳大利亚区域快线航空公司（Rex）则同维珍一样，转而向政府求救。凭借着其领导人与国家党的联系与其服务的中小型城市多为国家党的选民，Rex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区域航空救助计划中受益颇多。
航空相关产业也在疫情期间受到了重创。作为澳大利亚乃至全球最大的旅行社之一，澳大利亚旅游集团（Flight Centre Travel Group）也只能通过大规模融资、闭店、裁员的方式来维持运行。同样，机场也遭受巨大冲击。其中，悉尼机场前半年的业绩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25.9%，亏损了5.18亿澳元。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39-150页）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中澳贸易额再创新高，中澳仍需加强互信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根据《中澳自贸协定》的相关条款，2019年1月1日，中澳开启了第五轮关税减让，为双方最终实现零关税迈出了关键一步。与此同时，中澳贸易仍面临着贸易摩擦以及双方缺乏政治互信的影响。
第五轮关税减让开启后，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超90%的商品类别调整为零关税，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所有商品实现零关税，为推动中澳贸易再创新高奠定基础。商品贸易方面，以金属矿砂为主的矿产品、动物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分别为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的三大类商品。在多数出口商品实现大幅增长的同时，铜和大麦较2017-2018财年出现较大降幅。其中，受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标准提升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铜出口较上一财年下降17.4%。此外，中国商务部与2018年底对原产自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大麦较上一财年下降40.4%。服务贸易方面，中澳双边服务贸易在2018-2019财年中增长8%。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中，教育相关旅行排在首位，占对华服务出口的65.5%。
蓝皮书指出，中澳贸易仍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首先，尽管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远远超过其他产品，其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可能会抑制中澳液化天然气贸易。其中，美国便有足够的实力与动力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其次，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进行“双反”调查的同时，澳大利亚也在针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调查，且随着贸易品类和贸易额的激增，此类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仍在上升，这无疑会对中澳贸易产生消极影响。最后，中澳缺乏政治互信可能会对双方的服务贸易造成打击，目前已在游客及留学生的增幅上有所体现。
鉴于中澳政治互信的缺失会对双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中国要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大局，在充分估计中澳贸易下滑对其原材料供应造成的风险的同时管控中澳分歧，在提升自身对澳进口的能矿产品的风险控制能力的同时积极争取澳大利亚这位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应不断增进双边的政治互信，推动双边贸易的良性循环，谋求稳定发展。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51-165页）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中国在澳投资增速放缓，两国经济关系呈现“新常态”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在澳投资从大型国有企业的巨额投资转向私营企业主导的商业投资，投资动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包括获取资源、市场开发、资产多元化等。2017年以来中澳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对澳投资增速有所放缓。
2013-2019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在澳投资以商业房地产、服务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非资源行业为主，采矿业和能源投资所占比重大幅下降。中澳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投资的迅速多元化。第二，在澳直接投资的中国公司类型有所变化。私营企业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已从2012年的13%增加到2019年的35%。第三，在澳中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合资和并购等多种方式进行新投资。
自2013年以来，除了获取资源外，在澳中国企业的投资动机也逐渐多元化。首先，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口未来的增长趋势及大量的亚洲移民，中国企业视其为收益稳定的投资目的地并在此开发市场；其次，资产多元化可以带来稳定的现金流、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并降低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在澳投资的主要动力；再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建立资源供应链；最后，澳大利亚能提供较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战略性能力。
蓝皮书指出，中澳两国的政策是影响中国在澳投资的重要因素。2017年以来，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及对“非理性”海外收购的限制持续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产生影响。中国政府监管政策的变化也加大了在澳投资的难度。同时，澳大利亚有关所谓“中国影响力”的歪曲指控也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产生消极影响。
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新的外资法规，对外国投资审查将增加“国家安全”这一额外标准。由于中国对澳投资已经处于2007年以来的最低点且集中在商业房地产等非敏感行业，新的外资法规对中国在澳投资的直接影响有限。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66-181页）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澳对华农产品出口进入前所未有的瓶颈期，改善两国外交关系或可恢复往日繁荣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2020年，澳对华农产品出口进入前所未有的瓶颈期。《中澳自贸协定》自2015年12月20日实施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农产品的出口增长迅速，占其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额的25%。毋庸置疑，中澳农产品贸易存在长期的机遇。然而，2019～2020年，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以及对华农产品出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农业生产方面，百年不遇的干旱以及持续数月的灾难性山火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再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地严格的抗疫措施的实施，对农业生产、加工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劳动力短缺问题，肉类加工厂疫情聚集性暴发等。在农产品出口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升级对国际贸易造成极大的冲击：供应链的断层是现阶段国际贸易所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其二是市场供需的不确定性，影响澳农产品的出口。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2020年中澳外交关系步入历史低谷，两国贸易关系随之恶化。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频频向中国发难：先是在南海、香港、华为5G等问题上与中国立场相左；接着在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的情况下，针对中国单独实施旅行禁令；4月，莫里森政府又呼吁国际社会，要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以及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展开所谓的“独立调查”，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导致两国外交关系急转直下；与此同时澳政界、媒体等也相继抹黑中国，在国内煽动反华、恐华的情绪。中国政府也对澳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措施，出于对中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以及保护中国大麦生产、维护正常国际贸易秩序的需要，中国对澳农产品出口的限制进一步收紧，这对澳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澳农产品贸易来说，2020年是挑战大于机遇的一年。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82-196页）
《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持续走低，海外留学不确定性增加
2021年3月2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
蓝皮书指出，教育在澳大利亚出口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是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第一大目的地国。然而，数据显示，赴澳中国留学生人数自2014年起飞速增长，2018年开始出现增速放缓，在2019年该放缓态势更加明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中国留学生被澳联邦政府实施的新冠肺炎疫情旅行禁令拦在澳国门外，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
2020年6月维多利亚州第二轮疫情暴发，打乱了一直以来推进的留学生赴澳相关计划。联邦政府忙于处理国内疫情，并未把留学生群体纳入第一要务；州政府出于重振本地经济的考虑，对留学生返校试点计划的态度还是积极的；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和各大学在学费锐减、纷纷大幅裁员的背景下，一方面积极游说政府批准留学生返校试点计划并提出支付部分甚至全部费用，另一方面为在澳留学生提供物质帮助和心理疏导，希望能安抚和挽留留学生群体。
教育出口和交流一直是中澳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除了经济意义，教育出口和交流始终依托于人文交流并能持续带动人文交流，因此对于加深双边的了解与理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过分依赖中国留学生”这一话题不断被炒作，所谓“多元化”和“脱钩”的声音不断涌现，背后实则反映的是对这一来源能持续多久以及是否会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软肋”的焦虑。赴澳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增速开始放缓，2019～2020年进一步降低，展望2020-2021年，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恐会持续走低，甚至出现下降。澳对华教育出口的增速放缓到底仅仅是边际效应，还是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这还有待疫情结束以及横向跨国比较方能得出最终结论。
（参见《澳大利亚蓝皮书：澳大利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第197-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