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化治理企业的重组：理论与实证的分析

第一节 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特定的经济地理和资源禀赋，较早地被纳入国际生产的商品链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来一补”到后来迅速发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资的进入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迅速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地刺激了该地区民营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不难观察到，大多数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家族化治理特征。用“自己人”或“熟人”这种特殊主义的而不是韦伯意义上的非人格化官僚科层治理，是家族化治理企业的典型特征。这种家族化治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东南亚华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制度基础，而同时也是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这一看似矛盾的作用正是家族化治理结构在特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经久不衰而又需要不断变革改造的主要症结所在。家族企业的“富不过三代”、决策权和控制权经常被滥用、企业成长受到管理资源的约束（难以从家族化成员外部获得管理资源）等等，都是家族化治理难以克服的主要问题。不少企业发展的个案表明，当企业跳跃上述发展阶段而进入较大规模的或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多元化经营时期，家族化治理就经常严重地制约企业的发展，甚至给不少企业带来难以渡过的危机，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生存检验”中消亡。典型的个案如珠海的巨人公司、中山的爱多、沈阳的飞龙等等。但在最近几年，则可以观察到，不少民营企业开始积极地改造家族化治理结构：如从市场上聘请职业经理，从而引入专业化的管理服务，建立正式的战略和组织管理程序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