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行为、朝核危机与东北亚安全秩序

一 序言

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核试之后，不少专家在探讨朝鲜为什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依然我行我素。有的从朝鲜内部政治权力结构的角度入手，认为朝鲜军方的强硬势力占据上风，影响了朝鲜领导人的决策，有的还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认为朝鲜领导人的心理倾向导致了朝鲜核试。但是，只要稍稍回溯一下冷战后的东北亚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未免以偏赅全。朝鲜半岛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朝核危机到中期的停战体制危机再到今天的第二次朝核危机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10余年，朝鲜也已经历了两代领导人，境迁人非，所以，用领导人的心理倾向及朝鲜内部政局变化的逻辑来解释朝鲜核试恐怕难以成立。

世界体系中两极格局结束却使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连续经历了三次危机，世界范围内冷战体制的结束却成了东北亚新危机的起点。这该如何解释？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通过行为者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心理倾向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解释行为者的行为，但用这种逻辑来解释朝核危机，笔者认为有失偏颇。故此本文拟从另一种视角来解释朝核危机的爆发原因，并对朝核危机对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影响作一探讨。

社会科学中的结构——行为者（structure—agent）理论演化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便产生了所谓的结构层次（structural level）和单位层次（unit level）两种研究视角。结构层次注重宏观，长于描述，单位层次注重微观，长于说明。两种研究视角的开发只为研究的便利，如果片面强调一端，便会失去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