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研究——以广州为例

——以广州为例

一 文献综述

国内理论界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始于学者们对城乡二元经济的持续关注。陈伟和白彦（2013）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因为农民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品。相较于城市，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不足的，主要表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不健全等（汪锦军，2011）。究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许多学者（曾红颖，2012；吕炜、王伟同，2008）认为，原因在于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其派生的制度安排，农民由于受到“身份”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品。②政府的非农偏好（祁毓，2010；丁菊红等，2008），由于投资农业的效益低下，政府不愿意在农村更多地投入公共品。③财政能力约束，一些学者（汤学兵，2009；孙得超，2013）从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出发，认为农村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没有能力提供公共品。大量的研究表明，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深入人心，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如何实现城乡公共品的均衡供给。王祖强等（2009）认为，转移支付保证城乡基层政府拥有提供大致相同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从根本上促进了城乡公共品的均衡供给。胡祖铨等（2013）认为，下级政府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会降低其征税的努力程度，对城乡公共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