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城市是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产物,代表了中国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正如E.A.里格利所论述的,是人类从有机能源迈向矿物能源经济、是人类脱离对土地依赖的必由之路。[1]农村城市化是整个中国社会(包括传统城市与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进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礼治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中国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路径。
第一节 “市场需求”与“存天理,灭人欲”
在郑和1405年(明永乐三年)初次下西洋宣示中华帝国国威之后的第111年,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地界,但在帝国的意识里,西洋人是因为向慕王化前来朝贡的。
当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和其他洋人有什么不同。于是,凡“洋人”所贩卖的鸦片都记在英国人的头上[2],英国必须保证所有“洋人”不得将鸦片贩卖至中国。双方“鸡同鸭讲”,就中国人而言,英国人无异于汪大渊在《岛夷志略》所描述的岛夷(英国此时由女人统治,即维多利亚女王,又恰好是一个岛国,无疑符合大一统国家认定的蛮夷标准);就英国人而讲,中国是一个有4亿人口的大市场。于是双方开战,最终以签订《南京条约》告一段落。
亚当·斯密说“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英国人志得意满,以为用战争敲开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大门。“曼彻斯特的制造者们认为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只要长一寸就够整个曼彻斯特的工厂忙数十年”[3]。
其实,英国人根本难以理解,那4亿中国人像胡椒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