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国际关系方面，多边、双边外交积极，取得良好建树。

多边关系领域，印尼首倡“印太构想”，推动东盟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谋求东盟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事务中的中心性地位。第34届东盟峰会全体会议强调东盟国家应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展开全方位合作，努力在2019年内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在第35届东盟峰会及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并将努力在2020年正式签署协议。在这一过程中，印尼做出了贡献。东亚多边外交中，“雅加达渠道”的理念成为新亮点，它由中国外长王毅于2018年9月会见东盟代表时正式提出，是以东盟秘书处所在地雅加达为支点、以东盟机制为依托、以东盟与各对话伙伴关系为网络的东亚多边合作平台机制。另外，印尼经济发展和民主成就也获得G20组织的肯定；2019印尼—非洲的基础设施对话论坛也在巴厘岛顺利召开。

双边关系领域，印尼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合作不断加深。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两国讨论了合计91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工程合作方案，9月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拜访佐科总统，10月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佐科总统就职典礼。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契合，中印尼关系已驶入互利共赢的快车道，两国合作正从传统的基建、资源、通信等领域迅速向工业制造、金融、电商、人工智能、旅游等新领域拓展，合作关系新阶段的标志性项目是区域综合经济走廊项目开始落地。2020年是中印尼建交70周年，以此为契机，两国关系将有进一步的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两国有望加强防控合作、经济恢复合作和政策协调，再次用行动诠释守望相助的情谊。

印尼与美国是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两国安全防务合作较为突出，而在经贸方面，自2018年美国政府开始审查印尼享受“普惠制”资格以来，印尼在与美国的双边经贸中陷入了较为被动的境地。印尼是日本在东盟的重点合作对象，近年来日本调整了对印尼政策，对印尼的援助方式从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转向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并积极开展文化外交，通过教育、文化交流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和达成合作，两国于2019年6月签署新制造业发展中心项目（New MIDEC），该项目隶属于印尼—日本经济伙伴合作协议（IJEPA）框架，印尼希望通过制造业合作改善对日的贸易逆差状况。印尼是韩国“新南方政策”的核心合作国家，2019年两国重启“印尼—韩国全面经贸合作”谈判，并在防务上紧密合作，2019年4月，印尼签署了向韩国购买总价达10.2亿美元的3艘潜艇的合同。

（2）国内政治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也面临新的挑战。

2019年4月17日全国同步举行的正副总统及各级议会选举投票是印尼历史上首次同步投票，它是对佐科五年政绩的检验，也是对印尼民主政治体系的严峻考验。竞选中虽然怪象迭出，身份政治似曾一度压倒现实政绩，但佐科最终胜出，这不仅预示着印尼未来的改革发展前景，也肯定了过去五年的建设成就和民主发展。建设成就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反腐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政府职能得到显著改善。2018年共查处454起贪腐案件，涉及1087名犯罪嫌疑人，包括两名省长及35名区长和市长；2019年继续加强了反腐力度，查处了国会原副议长、前亚齐省长、宗教部部长、青年体育部部长、建设团结党（PPP）总主席等重要人物。

印尼政治上的新挑战，一是如何维护和强化“潘查希拉”作为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挑战。民调显示，支持潘查希拉的民众从2005年的85.2%减少到2018年的75.3%，而支持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民众从2005年的4.6%增加到2018年的13.2%，对宗教、部族、政治观点、性取向等方面少数族群的歧视越来越强。二是国家立法受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出现保守主义势头。2019年9月，印尼国会批准《刑法》修正案、《土地法》修正案和《肃贪委（KPK）法令》修正案，引发多地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宗教保守主义转变为对全民的法律约束，反对军人进入政府担任文职，反对削弱反贪委员会权利等。三是印尼人协2019年8月做出有限度修订1945年宪法和恢复“国家建设总方针”（GBHN）的决议，引发不少争议，有观察家认为这是人协要加强对总统和政府约束的信号。

（3）外经贸方面，印尼面临巨大压力，出口“疲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增强。

由于国际贸易秩序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行为影响，贸易环境明显恶化，其负面影响在2019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经济体的进口在2019年纷纷出现负增长。贸易环境恶化给印尼出口造成巨大压力，2019年上半年已显现出出口疲势，商品出口1206.6万亿印尼卢比，相当于790多亿美元，同比下降5.8%；服务出口192.8万亿印尼卢比，相当于135亿美元左右，同比微升2.4%，出口贸易总体上呈下滑态势，贸易逆差扩大，2019年上半年逆差25.1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扩大，2019年前两个季度赤字分别为69.66亿美元和84.4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分别扩大34%和6.7%。但经常项目赤字基本得到了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的抵销。然而，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也隐含潜在风险，一是流入资金以短线性质的证券投资资金为主，2018年第四季度外国投资者的证券投资净流入达到114.89亿美元，是1997年以来的季度最高水平，2019年第一、第二季度仍然分别实现净流入52.77亿美元和45.17亿美元。二是印尼外债余额较高。2018年底，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36.23%，若只考虑2688亿美元的外国证券投资等高流动性负债，则该比例为25.8%。截至2019年3月末，印尼外债余额为3875.92亿美元，处于攀升状态。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原油价格低迷影响，贸易形势更加严峻，3月商品出口贸易总体较上年同期下降0.2%，其中油气出口下降40.9%。

中国从2016年起成为印尼最大的出口市场，占印尼全部出口的份额不断上升，已由2015年10%左右上升到2019年上半年超过16%。相比之下，印尼对美出口份额多年来维持在11%左右，无明显增加；对欧盟出口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明显下降，已由11%下降到2019年的9.7%左右；对日本出口份额也略有下降。中国与印尼的高层频繁互动提振了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的信心。2019年前8个月，中国大陆企业实现对印尼投资金额超过22.90亿美元，比2018年前三季度的18.28亿美元增长约25.22%，已接近2018年全年的水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合计对印尼投资2019年前8个月实现36.65亿美元，超过日本和新加坡，呈现强劲的投资势头。2020年，在严重的外部冲击背景下，中印尼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体现，与2月对比，3月印尼对新加坡、菲律宾、美国等国出口下降，但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出口分别增加了10.3亿美元和17.7亿美元。

（4）国内经济方面，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受到国内消费和新经济增长的支撑。

自2018年第三季度始，印尼GDP增速出现回落，回落趋势延续到2019年上半年。以不变价格计算，2019年第一季度的环比增长率为1.22%，第二季度环比增长率为1.26%，同比增长率为5.05%，低于前两年的增速，呈现下行迹象，依据印尼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5.02%，低于2018年5.17%的增长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其增长率将会降至2.5%。电力和天然气供应、林业、制造业整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速下滑，而在制造业内部的15个二级行业中，有8个行业出现经济增速同比下降，尤其是木材加工、橡胶及塑料、皮革及鞋类、机械设备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在2019年下滑势头明显。

印尼国内消费和新经济的增长为稳定经济做出了显著贡献。印尼GDP构成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常年维持在55%左右，这意味着消费稳定，则经济稳定就有了基本保障。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印尼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明显上升，尤其是在2019年4～5月，达到128点的高位。剔除物价因素，印尼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多年来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2019年第二季度的年化增长率达到5.17%，高于GDP整体增速。居民消费信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低通货膨胀、可支配收入增长、对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改善等。国内消费稳定使国内生产、销售的主体部分能够稳定，整体产能利用率在2018年第四季度出现下滑之后，2019年上半年已经回弹，恢复到其长期趋势77%左右的水平。2018年企业经营绩效也整体优于2017年，上市公司整体的股东权益收益率由2017年的10.8%提高到2018年的12.04%；资产周转率由0.7次略升至0.71次。

新经济增长是稳定印尼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印尼人口基数庞大，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再加上智能手机普及和网络环境改善，以及政策红利，印尼的电子商务等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18年印尼网上交易总额为122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市场占比为52.59%。虽然目前在线销售规模只占社会零售总规模的3%左右，但未来前景广阔，有机构预计，到2027年该比例将上升至19%。

（5）经济环境方面，营商条件改善，四大经济战略提供前景支撑。

营商环境方面，电力供应、道路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信贷获得、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也有了相应改善，营商环境在155个国家中的综合排名从2017年的第91名上升至2019年的第73名。

金融环境方面，印尼货币在2018年经历一波贬值浪潮之后，2019年已经趋于稳定，但突然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价格战使印尼货币再次承受巨大压力。2018年10月11日对美元汇率一度上升到1∶15253的历史最高位，目前已回落到1∶14000的五年均线附近。汇率回调、货币趋稳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因素讲，印尼当局采取了控制进口以收缩贸易逆差、积极引进外资、治理本国资本外逃等稳定货币的措施，资本账户流入明显增加。截至2019年6月末，资本和金融项目仍然实现盈余70.54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倍多。从外部因素讲，美元加息步伐结束，美元升值导致印尼货币被动贬值的压力消除。印尼信贷市场也开始走向宽松。2018年为支撑货币稳定，印尼央行被迫提高利率，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连续6次提高基准利率，基准利率超过6%，短期贷款利率曾高达10.55%。高利率增加了企业贷款成本，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印尼央行于2019年7月18日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5.75%的水平，引致存款、贷款利率向下变动。减息动作基本目标就是要继续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而减息政策之所以能够出台，前提条件之一是外部因素改善，美元对印尼货币的压力减小；条件之二是印尼国内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印尼各部门的杠杆率相对稳定，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平均负债率在2018年仅为23%左右，居民部门的负债率更低，仅17%左右，政府部门负债率相对较高，接近30%。较低的杠杆率不仅说明减息存在空间，更说明通过货币政策、借助信用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在印尼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这一良好趋势在2020年因突然的外部冲击而发生逆转，3月底印尼货币对美元汇率升至1∶16367的历史高位。

从经济前景看，印尼政府正在执行四大经济战略谋求经济发展升级，包括：坚持基础设施优先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升级提供更好的硬件支撑；实施工业4.0战略，推动产业高级化，提升经济活动的增加值；执行区域平衡战略，培育外岛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充分发挥印尼的资源优势和人口优势；推出数字经济战略，打造东南亚最大数字经济体，努力融入世界新经济发展潮流。四大经济战略为印尼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

（6）社会民生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印尼面临公用事业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多等社会问题。本届政府上台以来，致力于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就业率与居民收入，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已在一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例如，五年内贫困发生率、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印尼贫困发生率已降为9.8%；2019年2月调查的登记失业率降为5.01%；居民供电、供水三年间分别提高19%、20.9%（截至2017年），婴儿死亡率也由2012年的26.2‰下降到2018年的21.1‰。但教育质量不高、数字鸿沟、新闻传媒乱象仍是印尼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需要加强中印尼人文互信建设。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给印尼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