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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 “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 | ||||
| 英 文 名： | A Study on the Women’s Fertility Behavior under the “Two-Child” Policy | ||||
| 作 者： | 薛君 著 | ||||
| I S B N： | 978-7-5201-7304-9 | ||||
| 关 键 词： | 生育观 二孩政策 生育响应 | ||||
| 出版时间： | 2022年04月 | ||||
中文摘要
本书从宏观层面的生育形势和微观层面的家庭生育决策两个方面回应“为什么中国当下的生育水平偏低；生育政策调整能否提升生育水平；生育率的适度区间是多少；生育数量回升到什么水平才能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等相关命题，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完善我国生育政策、构建家庭政策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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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人口与发展问题已经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生育率过低造成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等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人口发展战略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党中央审时度势，分别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和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启动实施全面两孩的有关生育政策数量限制的重大调整，并指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国发〔2016〕87号）提出，适度生育水平是维持人口良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保持和发挥人口总量势能优势，促进人口自身均衡发展；到2020年，全面两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生育水平适度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改善，结构逐步优化，分布更加合理；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
从以上有关生育政策一系列调整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等表述中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判断：一是中国当下生育水平偏低；二是希望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中有关生育数量限制来提升生育水平（适度生育水平的判断标准是人口结构完善，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基于这些判断衍生出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当下的生育水平偏低？第二，生育政策调整能否提升生育水平？第三，生育率的适度区间是多少？生育数量回升到什么水平才能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要想回答以上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的生育形势和微观层面的生育行为两个方面去分析生育政策调整下目标人群的生育响应。具体而言，宏观层面的生育形势判断来源于生育率相关理论和生育抑制因素的探讨，即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嬗变等背景下把握人口发展的规律；微观层面的生育行为分析着重探讨生育政策外部控制与家庭意愿内部约束的关系，在梳理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得出当下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机制。最后，通过目标人群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响应程度验证和预测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回答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否提升生育水平并稳定在适度区间等问题，找寻生育政策调整下的人口发展规律，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影响，并基于分析结论判断不同的生育响应对我国中长期人口形势产生的影响和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我国生育政策完善、构建家庭政策相关建议，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围绕上述研究思路，可把本书分为三部分：一是生育理论、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相关文献综述部分，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二是着重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的影响，并以流动人口和职业女性为例，描述他们在生育政策调整中的生育响应；三是在低生育率趋势、生育政策调整遇冷和生育率适度水平标准的判断下，提出构建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以实现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一部分对应本书中“低生育率理论与生育抑制因素”、“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与影响”、“分歧与共识：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水平研究回顾”、“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的不足与改进”和“生育水平度量与生育模型”五章内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生育间接抑制因素逐渐取代生育直接因素，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变量，并通过成本-效用最大化决策机制、供给-需求分析生育均衡机制、财富流动家庭收入平滑机制和生命周期理论下家庭风险最小化机制形成了人口生育的转变和低生育率陷阱。梳理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在时间维度探讨生育政策中生育数量控制的调整对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得出：生育政策曾经对生育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使中国人口增量下降，提高人均卫生、教育投资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状况，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但当下家庭意愿生育内部约束已超越了政策生育外部控制，成为实际生育水平的主导因素。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认为，人口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育率下降的启动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育规范和生育意愿的剧烈改变，限制生育数量的人口政策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微弱，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政策等抑制因素形成了中国低生育率的现状以及未来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回顾学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水平研究的分歧与共识，可得出不管是实际生育数据，或者基于生育意愿推测出的未来生育水平，还是国内外人口转变规律都支持生育政策调整遇冷的结论，说明家庭意愿生育水平的内部约束正在逐步取代国家计划生育的外部控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回顾学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行为预测研究的不足与改进，得出生育政策调整下目标家庭数量的数据分析、目标家庭生育意愿的数据分析以及用生育意愿预测生育行为方法等方面的不足，提出用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进行短期预测来假定生育意愿时间影响因素固定不变的改进和利用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方法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预测二孩生育行为有着一定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育意愿预测二孩生育行为的不足。最后，对比了测量生育水平各指标的优劣，指出最常用的指标时期总和生育率在婚育年龄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会高估或低估人口的终身生育水平，并针对此缺陷引入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梳理国内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模型文献发现，相关研究建立在国外已有研究工具引进的基础上，对国内生育水平变化规律进行解读，对各因素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及对工具本身适用性进行探讨，但对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作用机制的探讨缺乏系统性。
总之，上篇五章的论述为生育政策调整下目标人群生育响应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范式，研究框架与方向、研究方法与工具，为下篇更为深入的生育行为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部分着重以“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行为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流动人口的生育响应”、“职业女性的生育响应”，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响应预测”为主题开展论述。
我国正处于生育水平下行阶段，体现为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在不同的生育抑制因素影响下，1968～1992年的20多年间，总和生育率从6.45下降至2.1以下，全国近10年的年均生育率约为1.65；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率波动较大，最高年份接近1.8；生育率具有一定的回升空间，年轻一代婚育进度效应较为明显，高收入家庭、低养育成本地区及传统观念较强的群体生育意愿仍然较高；分孩次来看，近年来一孩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表明一孩生育水平真的有如此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妇女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同时，近年来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上升也不表明二孩生育水平真的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有很大程度是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
在生育政策调整对年龄别生育率的影响分析中，通过控制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并基于生育率分解和标准化生育模式进行一定时间内的纵向对比发现，生育政策调整不仅影响了二孩生育模式，而且对一孩生育模式造成一定的影响，即二孩政策调整后一些原来终身只生一孩的家庭改变计划打算生育两孩，因此提前了一孩的生育时间，从而造成了2014年20～24岁一孩生育率的上升；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对低年龄段二孩生育计划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一定的堆积生育主要集中在30～44岁，进一步对比高年龄段其他年份的二孩生育率，2015年并未超过往年，说明生育反弹有限，2015年低年龄段二孩生育率并未出现显著增长，证实了学界关于单独两孩政策遇冷的判断；最后得出年龄结构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式微，即生育旺盛年龄段育龄妇女已大量减少，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已逐步老化，从而导致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逐步下降，而生育意愿的变动则相对稳定，即生育观念变化、经济发展、城镇化等因素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相对平缓，基于生育意愿的年龄别生育率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正逐渐上升。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生育政策调整前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出，传统生育惯习、经济压力和女性的职业发展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而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反事实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方法，在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家庭收入、社会阶层和生育观念等混淆变量下探讨职业女性和非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差异是否存在选择效应以及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否降低女性的生育行为研究发现，职业女性低生育行为存在选择效应，生育意愿的选择效应检验结果不显著，且劳动参与减少了职业女性的生育行为，证实了职业女性生育困境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在“按政策生育”背景下探讨如何通过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和规范就业环境等来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困境，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最后，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响应预测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5年内累计新增二孩出生人口在900万人以内，出生人口堆积高峰下年度新增二孩出生人口不大可能达到或超过300万人，5年内累计新增二孩出生人口不大可能达到或超过1200万人；对比不同生育政策下出生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老年人口规模、60岁及以上抚养比和65岁及以上抚养比分析结果发现，生育政策调整不但不能减少未来的老年人口规模，反而会增加60年后老年人口的规模，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老龄化进程。
总之，下篇五章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并通过流动人口和职业女性这两个群体，进一步深入从微观层面探讨了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响应。最后，对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响应和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影响进行初步预测。
第三部分从生育政策调整下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和不同群体的生育响应对中长期人口形势产生的影响出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且生育形势不容乐观，而横向对比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实施时生育水平与政策效果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实施已经明显滞后。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要求，提出构建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的生育福利、工作-家庭冲突的平衡机制、儿童照料和儿童发展服务体系三个方面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以实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AbstractEN:,KeyWords:313451,577537,372826,EKeyWords:468365,577539,372827,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550,Fileref:null,OrderFlag:1,IsLeaf:Y,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01,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7.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73,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45,DownCount:54,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研究绪论,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研究绪论,_RowNo:1在过去的100年间，世界人口的增长率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化——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急剧下降。在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是十几万年的历史中，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口增长率慢慢变得越来越快，到20世纪后半叶，人口增长率快速增长，全世界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6%，这种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为“人口爆炸”；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增长率又开始急剧下降，50年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高峰时期的一半左右，为1.16%；结合联合国对未来的世界人口增长率的预测，21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长率将可能为0，甚至接近-1%；从人口总数来看，世界人口经历1950年到2000年左右20亿到70亿的快速增长阶段和2000年之后80亿到顶峰100亿再开始减少的阶段。
对比1970年以来，不同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什么文化背景、什么经济发展水平、什么宗教信仰，生育率下降都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如韩国1980年后的生育率一路往下走，现在差不多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泰国1990年后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相继低于更替水平，伊朗的生育率1990～2000年下降的速度快于中国的70年代。因此，低生育趋势是个全球现象。
低生育率是个动态标准，国际上有两种关于低生育率的划分口径：一种是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另一种是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指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陈友华认为低生育率应以更替水平为标准
如果对低生育率的探讨以低于更替水平为标准的话，从1992年起中国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
2013年的单独两孩和2015年的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重新引起了学者们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其关注重点集中在1980年开始执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至今，生育政策中有关数量控制的较大调整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生育政策为什么调整和如何进一步调整。要想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先清楚：生育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以及判断生育政策是否适度的标准。本书尝试将不同学者对以上问题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通过基础数据的收集、分析方法的研究、相关结论等要素的分解在分歧中找寻有关对当下生育形势和生育政策调整的共识。
,AbstractEN:,KeyWords:577544,61788,577545,61787,EKeyWords:577546,207850,577547,7708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559,Fileref:null,OrderFlag:3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04,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20,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48,DownCount:58,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分歧与共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水平研究回顾,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分歧与共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水平研究回顾,_RowNo:3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两孩政策”。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即全面两孩政策。由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一轮新的调整与完善周期，而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研究成了学界的研究热点。
由于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调整间隔短，现有的有关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前生育行为预测研究和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后生育行为分析，少量的文献涉及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行为预测主要估算生育政策调整后，可能新增的生育总量和这些生育量按年份的释放进程，回答是否有生育堆积的可能，以及对经济、社会可能的影响等问题。但回顾现有的研究发现（见表5-1、表5-2），大部分预测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数据显示，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2014年12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有106.9万对提出申请，低于官方预期
表5-1 全国范围内单独堆积家庭生育行为预测结果对比
表5-2 湖北范围内单独堆积家庭生育行为预测结果对比
从表5-1、表5-2中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的生育政策下的生育行为预测结果有很大差异，本书尝试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指出其预测方法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完善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行为影响的预测方法。
,AbstractEN:,KeyWords:202784,577548,577549,EKeyWords:557087,577550,577551,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562,Fileref:null,OrderFlag:39,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05,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48,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49,DownCount:61,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的不足与改进,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的不足与改进,_RowNo:4生育是人口分析中重要的事件，在人口学研究中，人口数量和结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生育水平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生育也是人口平衡方程中的重要变量，是人口增长的单一因素。人口生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测量、生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曾毅认为生育具有两个维度特征，包括生育数量与生育结构（出生性别比和生育年龄或间隔）。其中，生育数量因直接影响人口增长而受到的关注和研究分析最为丰富，但生育数量分析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其需要一一剥离影响生育风险的因素，综合度量生育数量变化趋势。生育数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育率的关注与研究
关注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响应，就必须选定生育水平度量指标与生育模型，知晓不同指标与模型的优劣，因此本书将从生育数量测量指标和生育模型两个方面回顾和总结国内有关生育水平分析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指标与模型、各自的优缺点、适用范围，以及这些指标与模型对我国生育水平研究的贡献。
,AbstractEN:,KeyWords:61787,577552,577553,EKeyWords:77082,433770,577554,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567,Fileref:null,OrderFlag:55,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06,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54,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52,DownCount:64,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生育水平度量与生育模型,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生育水平度量与生育模型,_RowNo: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2018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18年出生人口只有1523万人，相对于2016年下降了263万人，下降幅度为14.73%；相对于2017年下降了200万人，下降幅度为11.61%
因此，无论是实际生育水平、生育孩次结构还是意愿生育水平，都预示着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已完成，低生育现状不容忽视。一孩出生数量逐年下降，反映出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发展趋势；二孩生育政策遇冷，说明释放的生育潜力低于预期。无论是从实际生育水平、生育孩次结构还是从意愿生育水平来看，生育行为都存在诸多的抑制因素，已经进入以成本约束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
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生育政策调整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包括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特别是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人口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梳理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对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率变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率的预测上，其很难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真实影响。有些研究利用已有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但鲜有的几篇文献缺乏深度，只是关注到生育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模式的影响，即年龄别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生育年龄的变化、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变化等。
因此，本书试图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和全国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中年龄别育龄妇女人数、育龄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数等数据，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不同孩次的生育率、年龄别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育龄妇女分孩次生育年龄等变动的影响，即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不同年份的生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利用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生育率、生育模式等波动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全面影响。
,AbstractEN:,KeyWords:202784,75665,394624,EKeyWords:557087,81102,147409,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578,Fileref:null,OrderFlag:85,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08,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109,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54,DownCount:69,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_RowNo:7目前，“80后”群体正大规模进入生育期，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将成为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影响社会生育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包括国家的生育政策和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政策方面，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由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迎来了一轮新的调整与完善，并逐步放开二孩生育限制。在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方面，2014年“80后”年龄范围为25～34岁，而年龄别育龄妇女一孩的生育峰值期集中在28～30岁，年龄别育龄妇女二孩的生育峰值期集中在33～37岁，“80后”已经进入生育峰值期。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12月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单独两孩政策背景下想要二孩的被访者中，30～34岁年龄组占54%，也就是说“80后”是二孩生育的主体，35岁及以后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显著下降，不足20%
由此可见，数量巨大的“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左右着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左右着国家的生育水平与人口结构，左右着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章以江西省为例，结合生育政策调整对“80后”生育意愿进行了实证调研，尝试为未来的人口形势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
,AbstractEN:,KeyWords:61788,577555,35217,61785,EKeyWords:207850,577556,450818,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584,Fileref:null,OrderFlag:106,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09,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107,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55,DownCount:73,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下“80后”生育意愿分析,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下“80后”生育意愿分析,_RowNo:8学界已有相关文献探讨我国生育行为可能的抑制因素以及提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相关办法，如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显示实际子女数低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理想子女数，反映出部分家庭“能生”且“想生”，结果却“没生”，并认为经济条件差和缺乏家庭支持是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
生育政策调整后的预期生育峰值并没有出现，有学者甚至担忧中国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学界对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女性就业市场和家庭为主体探讨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行为对职业女性的影响
“谁是职业女性”？决定成为职业女性的遗漏变量是否会对解释变量“女性劳动参与”和因变量“生育”之间的OLS参数估计产生偏误？因此，面对可能出现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因变量“生育”的数据截除，我们有必要在控制影响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样本选择性前提下，探讨劳动参与率对其生育行为的真实影响，且只有验证了两者真实因果关系，才有探讨二孩政策调整下职业女性生育困境和生育支持的必要。因此，本书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年数据，利用Heckman模型和反事实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方法，在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家庭净收入、社会阶层和生育观念等混淆变量下探讨职业女性和非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差异是否存在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以及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否降低女性的生育行为，回应职业女性的出现是不是二孩生育行为的抑制因素和“鼓励按政策生育”导向下建立职业女性生育支持的合理性等命题。
为方便表述，本章先对核心概念进行简单表述。
职业女性是指长期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女性，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有偿性和角色双重性四个特征
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有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生育政策调整下的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主要考虑生育水平的变化对人口未来规模和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学界一般用总和生育率指标来衡量一定时期内的生育水平，这样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可以拆分为生育政策调整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对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
,AbstractEN:,KeyWords:202784,577563,577564,EKeyWords:557087,577565,577566,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610,Fileref:null,OrderFlag:158,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12,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39,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58,DownCount:62,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响应预测,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下未来生育响应预测,_RowNo:11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的单独两孩政策和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两孩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其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王培安指出，包括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50年中国将增加3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占比下降2个百分点，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长期红利为0.4%～0.5%
假设生育政策调整下新增出生人口必然会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红利产生影响，那么生育政策的调整具体会对人口红利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少影响？本章将联合国人口司关于中国2015年1岁年龄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起始年份人口，在一定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迁移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参数假定下，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生育政策调整对2021～2100年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试图回答生育政策调整是否延长人口红利，能否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等关切，以对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潜在的经济增长预测提供一定的参考。
为了方便表述和读者理解，这里先对本章几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生育政策调整，是指国家有关生育数量限制性政策的改变，即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的单独两孩政策和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两孩政策。
少儿抚养比，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即0～14岁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人口总抚养比，是指依赖型人口（1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的比例。
,AbstractEN:,KeyWords:202784,25749,577567,EKeyWords:557087,27174,577568,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616,Fileref:null,OrderFlag:172,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13,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67,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59,DownCount:67,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_RowNo:12从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生育率的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能到6.0以上；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0以上降到3.0左右；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从3.0降到2.0左右；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0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中国当下的生育水平估计的均值在1.57左右，且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
长期低生育率会造成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影响社会活力和创新力等人口红利与社会养老和医疗等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长期的低生育率会造成人口规模大幅度的缩减，持续的时间越长，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越大，从而会带来社会公共投资收益缩减和公共服务成本上升；长期低生育率会引发人口锐减、民族国家以及宗教文化冲突，带来政治、军事、外交等国家安全风险。因此，陷入低生育率的国家试图通过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改变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促进生育率的回升。本章以欧洲和亚洲低生育率国家为例，梳理和评估低生育水平背景下家庭政策变迁，结合当下生育形势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构建中国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AbstractEN:,KeyWords:79556,577569,41390,EKeyWords:349850,577570,423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57624,Fileref:null,OrderFlag:193,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0901X20185228001_000_014,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12 13:33:2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4-06-17 13:46:22.0,HitCount:98,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5371460,DownCount:76,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2-04-01 00:00:00.0,SearchTitle:我国低生育率与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ISBN:978-7-5201-7304-9,BookTitle:“生”或“不生”：二孩政策下的生育响应,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我国低生育率与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_Row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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