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造成整个经济系统信号的紊乱，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新的诱因，所以经济理论一般认为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真正症结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则应用国外新近发展的计量技术以及博弈分析方法、假说分析方法、模型校准、数值求解等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以期得出一些富有理论意义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是：

第一，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利用随机场回归模型更为绵密、细致地考察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两者以非线性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不能以简单的线性思维来治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此外，利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不可观测成分模型分离出长期、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检验它们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结果发现，较高的通货膨胀一般会同时伴随着较高的长期与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第二，提出一个以往实证研究忽略的新计量假说：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由于政策目标变化大以及信息透明度、中央银行信誉度不高等方面的因素，本应发挥稳定功能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没有发挥对冲击的吸收和缓冲作用，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导致呈现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正向关联的特征，即所谓的“波动溢出”效应。

第三，在对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时变参数—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政策层面引发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另一部分是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然后利用联合估计法检验两者对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引发的不确定性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同来源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产出有着不同的影响。

第四，应用本文所扩展的有限理性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通过引入表征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相对大小的信号噪声比，扩展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而且发现预期调整缓慢和中央银行信誉度的不完美性可能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持续性在高位徘徊的主要原因。

第五，通过建立一个博弈模型，考察货币当局信誉如何影响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分析影响货币政策可信度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时也研究了两种不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与通货膨胀偏差方面的差异。结论表明，非状态依赖通货膨胀目标制比状态依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通货膨胀波动性更大，而通货膨胀偏差却更小；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与中央银行预测能力、减少货币政策目标的频繁变化程度都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和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

（1）分析逻辑起点方面的创新。本文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切入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从而拓展了研究该问题的视野和思路。

（2）应用计量方法方面的创新。针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复杂性，在国内首次应用随机场回归模型、时变参数—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马尔可夫机制转换不可观测成分模型等来分析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与手段，同时得到了一些传统计量模型无法得到的创新性结论。

（3）理论假说和理论模型方面的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计量假说：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另外，通过修改假设条件，重新推导了有限理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结合中国的参数进行了校准，然后应用该模型成功地解释了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

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出现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当前，我国仍处在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的阶段，可利用资源十分有限，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减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危害。因此本文建议我国货币当局应建立通货膨胀预期调查数据库，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为监督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指标予以重点关注和有效控制，在评价货币政策效果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指标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应成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