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经济学中一类重要的空间现象，城市不但具有空间分布规律和等级规模，而且与产业的区域分布关联极深。从城市的发生来看，市场潜力是城市增长的重要因素，新经济地理学和贸易理论认为较大的市场潜力能够提高城市增长速度，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带动效应；但区位竞争理论和城市等级体系理论则认为大城市的竞争效应会导致城市的空间远离，即大城市的周边多是小型城市，认为市场潜力对城市规模发展是不利的。观察我国的现实，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存在中小城市发展过多而大型城市集聚相对不足的状况，这与理论描述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传统城镇化过于强调城镇化的速度，强调行政主导的以人口集中为目的的城市化推进模式，从而忽略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和就业支撑。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但按能够享受市民待遇的完全城镇化率来计算，真实的城镇化率仅为42.2%，这表明还需要深入研究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提出促进产业发展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

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企业微观区位选择、产业空间集聚和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实际上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宏观表达，在研究产业空间集聚的同时更应考察地区专业化水平，但从现实来看产业高集聚和地区低专业化并存，暗示了不同地区的企业生产率存在差异性，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市场潜能的区域差异会体现为工资差异，并成为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动力，最终形成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结构。如果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随劳动力转移而提高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体系结构的优化，但经济运行的现实与理论仍然存在差距，这导致我们对产业空间分布与城镇体系演化的内在机制、人口增长与产业空间集聚的复杂过程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城镇体系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

本研究即从上述问题出发，研究我国产业空间分布、工资水平及新型城镇化的一系列主题。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要素禀赋、产业空间分布与我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城市分布和产业分布表现出一些典型规律，同时又显著受区域要素禀赋的作用。本书以我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了2004～2014年产业空间分布的结构和性质，发现就经济密度而言，省会城市高于地级城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从制造业集中度来看，则是地级城市高于省会城市，且从时序上看专业化程度呈下降趋势。通过研究要素禀赋条件、产业空间分布与城镇化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城镇化速度快、水平高的地区，其现代产业集中度也越高，经济密度也越大。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层级越高其功能也越齐全，但对不同类别的城市而言，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化发展均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改革以来人口红利不断释放作为城镇化重要推动力的事实。

第二，工资水平、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与新型城镇化。首先，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同时又是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的城市的发展性质具有差异性，劳动生产率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具有复杂性质。本书以240个城市1995～2015年的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工资水平、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结果发现，工资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对我国而言，由于改革开放的地区性时序差异，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工资水平较高，而且上升较快。其次，工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具有复杂的结果，总体来看工资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是正向相关的，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东部地区及省会城市的工资水平较高，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也较高，但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集中快于产业集中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扩张之间呈负相关。

第三，工资水平、城市规模与新型城镇化。人们对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有着极大兴趣，如果在更大城市不能得到更高收入，那为什么大城市会吸引更多的人？通过对我国1995～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发展变动的情况的分析，发现地级以上城市数目在不同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东部地区增长最少，而西部地区增长最多。但从50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增长速度来看，则是中部地区增长最快，东部其次，西部最慢。工资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由于城市发展受地区发展水平、人口总量和资源水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多种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东部地区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同步协调发展模式，其发展支撑主要在于产业发展，并带来工资水平的快速提升；中部地区则是人口集中型的城镇化模式，大城市发展速度快而小城市发展不足；西部地区由于人口稀少，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均不足。

第四，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新型城镇化。产业集聚是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内容，而城市又是一类重要的集聚经济形式，虽然人们对产业向城市地域集中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已经取得共识，但二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过程还需要探讨。对全国31个省区市（港澳台除外）1996～201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省级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计算和测度，研究其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高相关性，北京、天津、浙江等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其产业集聚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也相对较高。产业集聚是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这包括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和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等诸方面，并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第五，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城市既是集聚的平台，也是创新的平台，同时集聚也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已有研究证实了产业集聚对技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非正式交流等实现知识溢出的机制，但产业集聚对知识溢出的渠道和机制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第五章从产业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溢出和多样化溢出两个方面研究了知识溢出的渠道和机制，并用28个城市2005～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对其腹地的带动作用与城市自身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的知识溢出能力也越强，对外围地区的带动作用也越大；但对城市经济增长而言，多样化的知识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专业化的知识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不具正效应；城市化水平与知识溢出产生的条件密切相关，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产学研机构越多，对知识溢出的作用也越强，这表明在城镇化建设中，要注重城市的整体发展，提高其综合水平。

第六，产业集聚与城市首位度。城市规模结构分布是否合理是衡量一个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均衡的有效体现。由于经济、行政和社会因素的多重交织，我国不同省份的城市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地区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一城独大格局，也有较多地区形成两城并立的格局。本书通过计算24个省份2003年到2013年城市首位度的结构和走势，并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结构和性质对城市首位度的作用显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使城市辐射力增强，进而对周边城市发展带动也强，区域城市首位度分布趋于均衡；劳动密集型产业使首位城市对人口集聚力增强，首位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扩张快，城市规模分布趋于极化。此外，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首位度就较高。

第七，人口集中、城市群发展与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发生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个城市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和城市群应该有不同的机制。我们用城市化速度和工业化速度之比来度量人口向城市集中的不同性质，结果发现，地级城市的工业化速度大于城市化速度，而省会城市的城市化速度大于工业化速度。为进一步研究这种性质，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而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越协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二者越不协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才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