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民营企业在当前呈现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其经济规模明显扩大，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融资、进入相关行业等方面仍面临较多的限制。我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政府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重要信息与资源，企业要想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经济资源必须经过政府审批，因此企业需要和政府处理好关系。于是，民营企业就会谋求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关联，从而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

与以往研究将民营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作为公司的政治关联方式不同，本书将民营企业中含有的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机制，对非控股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股东行为、政治关联效应及其作用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具有董事会席位的国有股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其机制在于：国有股权依靠其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为民营控股公司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并且增加了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机会，这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同时，具有董事会席位但并非公司控股股权的国有股，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很难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民营企业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对民营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政治关联能够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水平，对其投资水平和技术创新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国有股权的政治关联方式在提升民营企业私有产权保护水平上比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效果更好。民营控股公司是否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对其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有显著影响，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更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民营控股公司中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对其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有显著影响，非控股国有股权比例高的民营企业更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民营控股公司是否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对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力度有显著影响，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发放每股股利的额度以及股利分配率可能会更低。民营控股公司中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对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力度有显著影响，非控股国有股权比例越高的民营企业发放每股股利的额度以及股利分配率可能会更低。此外，对全样本企业来说，企业净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发放表现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含有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来说，企业净利润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发放力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此同时，本书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视为一种重要的隐性政治资本。本书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民营企业拥有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本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其效果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能显著影响其定向增发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融资规模。其中，企业家社会资本能显著缩短定向增发的审批时间，而民营企业家参政和国有股权这两种显性政治资本则对审批时间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国有股权对融资额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民营企业家参政及企业家社会资本对融资额度则无显著影响。关于审批通过率，国有股权及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些显性政治资本均对审批结果有显著影响，隐性政治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则不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其他条件相同的民营企业来说，具有金融机构工作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具有政府机构工作背景或干部家庭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更顺利地进入壁垒行业。与此同时，企业家如果具有国有部门工作背景或干部家庭背景，相比民营企业家参政对经济资源获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与发展空间。企业政治关联会增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政治关联可能会影响债权人在进行债务决策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依赖程度，从而呈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被削弱的结果。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公司绩效，企业家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时间亦能够正向影响公司绩效。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本能显著增加其进入壁垒行业的机会，其中，隐性政治资本即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进入壁垒行业的影响最大，国有股权次之，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影响最小。

本书结合中国的国情，将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分为不同的类别，实证检验了企业政治资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水平下，民营企业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方式对私有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企业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调节作用受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企业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能够进入高壁垒行业，更多地基于其本身的质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国有股权为降低壁垒门槛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法制环境不甚完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政府干预力度较大的地区，企业家的隐性政治资本对公司绩效提升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本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制度替代机制，在地方产权保护力度较弱、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环境下，政治资本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对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具有积极的影响。而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显性政治资本的影响将减弱，隐性政治资本仍能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