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
| 书 名： |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 | ||||
| 英 文 名： | Ningxia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2020） | ||||
| 作 者： | 焦开山郭靓雯 | ||||
| I S B N： | 978-7-5201-7071-0 | ||||
| 丛 书 名： | 中国少数民族综合社会调查报告 订阅 | ||||
| 关 键 词： | 社会保障 民生发展 宁夏 | ||||
| 出版日期： | 2020-09-01 | ||||
中文摘要
本书基于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做的一次抽样调查，采用现代社会调查技术随机抽取了2500户家庭进行问卷访问。本次调查目的是通过系统地收集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家庭和个体等各方面数据，全面了解人民群众在民生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总结社会发展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为政府决策和民族工作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料。
文章列表
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新形势下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社会调查，以收集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的数据资料，使我们的研究和决策构筑在经验证据而非纯粹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基础之上。为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就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840016）于2018年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社会调查，并出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之后，项目组于2019年8～9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综合社会调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书正是对此次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报告。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学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们不仅参与了实际的数据收集工作，还参与了数据分析和研究报告撰写。他们分别是：李卓怡、罗小霞、冷仪、黄钰婷、马钰炜、赵嘉琪、姜昱彤、彭滢睿、陆尧、侯文芳、杨培森。
在宁夏的调查工作得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宁夏行政学院、宁夏社会科学院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院的师生为调查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和经费资助。在此感谢丁宏、丁娥、刘湘辉三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包智明教授，他是本项目的总负责人，为本次宁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大力支持。
焦开山
2020年8月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567894,43071,EKeyWords:7413,80636,567895,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493,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Y,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null,XmlID:null,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0,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0,DownCount:0,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序言,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序言,_RowNo: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这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民族工作指引了方向。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需要立足实际开展工作，创新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仍然艰巨。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我们必须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社会调查，以收集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的数据资料，从而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具有科学依据。为此，继2018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之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就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840016）于2019年8月至9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综合社会调查。本次调查涉及民生发展的多个方面，为我们全面了解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AbstractEN:,KeyWords:51002,70849,567896,EKeyWords:51011,80636,567897,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495,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1,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25,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497,DownCount:1,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导言,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导言,_RowNo:2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持续地改善。在收入方面，从2013年到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83万元上升至2.82万元。扣除价格因素，居民人均年收入每年的涨幅分别为8.0%、7.4%、6.3%、7.3%、6.5%。在消费方面，全国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从1.32万元上涨至1.99万元，每年涨幅分别为8.0%、7.4%、6.3%、7.3%、7.5%（国家统计局，2019）。与此同时，作为西部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居民家庭的经济情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三大战略”，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在收入方面，2014～2018年，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9万元上涨至2.24万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每年的涨幅分别为7.7%
总体上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相对落后。不过，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国家整体情况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某些地区甚至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近年来，宁夏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进步迅速，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增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速，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为了更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宁夏地区居民的经济状况，本章基于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家庭和不同民族家庭在家庭收入、家庭债务、家庭房产和家庭消费上基本情况。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473688,43071,EKeyWords:7413,80636,27290,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498,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2,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8.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16,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00,DownCount:2,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收入与支出,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收入与支出,_RowNo:3生活质量不仅是人们客观物质生活水平和主观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也是社会政策的结果（K.苏斯耐等，1987）。基于其重要性，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对其展开了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美好生活”并做出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内涵（吴姚东，2000）。此外，为加快全面小康进程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中设置了“人民生活”方面的几个重要监测指标，其中包括农户家庭居住条件的“人均家庭住房面积达标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卫生厕所普及率”等（张建华等，2003）。截至2018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
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质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人们客观生活状况的社会指标研究，另一方面是关注人们主观感受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风笑天，2007）。在客观物质层面，居民家庭住房状况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居住文明的程度，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住房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人的健康、家庭关系、主观幸福感以及社会稳定都起着重要作用（Edwards等，1982；Inman & Sinn，2010；陈淑云、杨建坤，2018；李骏，2017）。大量研究考察了我国住房情况的城乡差异。在城乡方面，以往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小于农村住房面积，但在住房质量上，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明显好于农村（易成栋，2007）。近年来我国住房结构布局在城镇和农村分别呈现两种现象，即城镇地区的“住房分异”和农村的“集中居住”。自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改革以来，城镇居民住房逐渐呈现“居住分异”现象（李强、李洋，2010），即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异以及家庭结构、择居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居住水平和居住区位的差异，在空间形态上形成面积不同、景观相异、相互隔离且具有连续性发展趋势的同质化居住体系（杜德斌等，1996）。以往研究指出，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对住房分异的影响最大。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人，自有住房的比例更高，住房条件也更好。其中，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在居住面积和居住质量上都有明显的优势（边燕杰、刘勇利，2005；刘玉亭等，2007）。从教育程度来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间的住房差异也十分明显。无论是人均居住面积、人均房间数，还是住房设施均和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刘玉亭等，2007）。而在农村，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农民集中居住”成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常见景象。农民集中居住就是把分散居住的零星居民点集中到新型社区居住，优化配套设施，辐射城市文明，使农民过上城市人的现代化生活，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一种形式（王正中，2010）。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生态移民、危房改造等原因在农村形成大量的集中居住现象。已有研究发现集中居住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贾燕等，2009）。
在主观评价方面，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就是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做出的满意程度的评价（朱艳玲等，2009）。以往研究发现，幸福感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有学者研究得出，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差距，使城镇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农村（邢占军，2006）。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在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上的客观差距并未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和幸福感，并且由于农民的期望值相对城里人更低，所以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曾慧超等，2005）。在民族方面，以往研究指出，汉族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訾非等，2012），但也有研究指出，少数民族的幸福感高于汉族（王武林，2015）。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人口学上的特征外，以往研究发现，住房面积大的人的确比住房面积小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住房面积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方纲、风笑天，2009）。另外研究指出家庭人情支出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均显著正相关，即人情支出越多则主观幸福感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邹宇春、茅倬彦，2018）。另外，污染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尽管经济增长仍然是增进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居民对洁净的空气也有强烈的需求。环境污染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更大（黄永明、何凌云，2013）。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对于生活质量的主观客观指标和主观评价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测量和评估家庭生活质量应该将个体所在的家庭生活环境和个体对家庭生活的主观评价结合起来，才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家庭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但以往关于日常生活质量的评定几乎都选择单一的客观物质指标或主观幸福感，很少有研究在同一地区将两者结合起来。基于此，本章将利用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居住条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等方面考察了新时代背景下宁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567898,43071,EKeyWords:7413,80636,567899,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01,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3,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20,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03,DownCount:2,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家庭日常生活,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家庭日常生活,_RowNo:4贫困问题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国际社会对于扶贫问题一直持续关注，我国也不例外，党和政府一直都把扶贫工作放在重要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相较于全国非民族地区比较落后，贫困发生率较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民族地区扶贫事业成效显著，扶贫政策演进经历了从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综合性扶贫和精准扶贫五个阶段（邢中先、张平，2019），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的贫困面貌，对于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宁夏地处西北内陆高原，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黄艳，2017），2018年底全区总人口688.11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55%，乡村人口占41.12%
关于贫困成因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个人主义贫困观从主观上探讨成因，预设了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强调贫困的个人原因以及心理和文化因素（熊静、李从松，2002）。而结构主义贫困观从客观上探讨成因，认为社会环境的不平等以及制度性排斥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贫困问题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又有客观的社会根源，它是环境、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在扶贫方面，既需要社会的努力，又需要个人做出自己的努力。
基于不同范式的贫困成因，以往学者关于扶贫模式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从个体主义贫困观出发，认为扶贫的主要手段是为贫困者提供能力与资产建设，主要聚焦于能力扶贫。有学者倡导以健康生活、自由劳动、自我意识等可行能力为导向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建设（方劲，2011；马文峰，2017）。另外，有学者从赋权增能理论出发，论述了参与式扶贫模式的运行机制及绩效评价，主张赋予贫困农户知情权和参与权，激发他们的参与意愿，从而提高贫困农户自主脱贫、自我发展能力，解决贫困问题（李兴江、陈怀叶，2008）。第二类从结构主义贫困观出发，倡导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力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的完善，主要关注物质扶贫、文化扶贫、权利扶贫三个方面内容。物质扶贫认为扶贫的主要任务是为贫困者提供生活上的救济、保障，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个人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多个维度测量物质贫困（孙咏梅、傅成昱，2016）；文化贫困认为文化因素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要通过弘扬先进文化、加强教育培训事业、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开发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等方式进行文化扶贫（方清云，2012；李云，2012）；权利扶贫强调贫困人口权利不足的根源不在于个体，而来自制度性的剥削与排斥，如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贫困（张等文、陈佳，2014）。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基础设施薄弱、自然资本脆弱、文化教育落后、经济要素水平低等问题（谢尚果、胡美术，2016；张丽君等，2015），相较于其他地区，贫困原因更为复杂，扶贫难度更大。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学者们认为应该进行文化扶贫，植入先进文化理念，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推进先进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共生。强调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性，激发内生活力，进而推进扶贫工作（鲁建彪，2011；王建民，2012）。
在扶贫绩效评估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包括客观评估绩效与主观感知绩效两个方面。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中，扶贫成效考核不仅包括贫困人口数量、贫困群众收入等脱贫“硬指标”外，也包括第三方评估产生的“群众满意度”这一“软指标”
针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往研究主要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管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在“精准识别”方面，有研究认为存在贫困标准脱离实际、自上而下确定贫困规模等问题（揭子平，2016；汪三贵、郭子豪，2015；张翼，2016）。其次，在“精准扶持”方面，有学者认为存在扶贫项目没有瞄准贫困人口、扶贫内容重物质忽略其他方面、重形式脱离实际需求、重生产忽视市场的问题（揭子平，2016；汪三贵、郭子豪，2015）。有学者从多元协同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出发，认为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政府强势、社会弱势问题，导致了治理主体不平等、力量不均衡、协同不一致、成效不理想的困境（何炜、刘俊生，2017）。最后，在“精准管理”方面，有研究认为存在扶贫资金与项目管理不符合要求、扶贫对象管理动态性欠缺、扶贫绩效考核不够完善的问题（邓永超，2019；揭子平，2016）。
综上所述，一方面，虽然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成果多且丰富，但是少有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调查的研究，也缺乏对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整体贫困情况的调查分析。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对扶贫的绩效评估多，但对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中主观感知评价方面的研究以及返贫现象的研究较少。基于以上考虑，本章基于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精准扶贫的进展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贫困现状、贫困救助与帮扶情况以及扶贫工作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这对接下来的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192054,43071,EKeyWords:7413,80636,32612,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04,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4,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16,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06,DownCount:2,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扶贫工作,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扶贫工作,_RowNo:5婚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发展演变出的关于男女匹配的制度化安排。婚姻的缔结不仅是男女双方的相互选择，还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背景甚至民族意识。稳定和谐的婚姻关系对于维持正常基本的社会生活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族际通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联系，是测量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回族由于其宗教文化的特殊性，早年基本奉行严格的宗教内婚制，但时至近现代，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下，各个民族交错分布、相互影响，彼此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近年来，我国回汉通婚率有一定提升，体现了在当代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婚姻观的改变。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我国人民的思想态度更加包容开放。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涌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为性别平权做出呼吁和努力。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对于婚姻家庭的和谐幸福，乃至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宁夏，主要人口由汉族和回族构成，在两族人民密切的交往联系中，其民族间的差异越来越小。研究宁夏当地居民的婚姻状况和性别观念等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比较民族的发展现状，促进其沟通学习、共同繁荣。
以往关于婚姻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婚姻匹配模式、跨民族婚姻情况等方面。首先，在婚姻匹配模式中，“同类匹配”和“梯度匹配”是两种主要的理论观念。前者认为男女双方倾向于选择同一阶层的伴侣，而后者指出，以理性的择偶行为出发，人们更愿意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异性作为伴侣。现有多数关于婚姻双方婚龄匹配的研究都表明，丈夫的年龄普遍高于妻子，年龄维度的婚姻匹配模式是以同龄婚为基础的男高女低模式（朱梦冰，2017）。对婚姻的教育匹配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是区分不同婚姻匹配模式的重要社会边界。男女双方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跨越教育壁垒结婚的可能性越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同质婚理论（马磊，2017）。而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的异质性婚配现象多发生在教育梯度的顶端，即若各学历在资源文化、经济潜力等方面差距较小时，婚配更容易发生（齐亚强、牛建林，2012）。此外，在原有的城乡二元背景下，户籍中蕴含了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的附加值。在关于户口类型婚配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男高女低”的选择相对更为普遍，女性向上婚的婚配模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齐亚强、牛建林，2012）。也有研究分析了婚姻彩礼在城乡中的差异，指出在农村女儿出嫁得到的彩礼较多，而城镇家庭嫁女儿花费的嫁妆较多，这种婚姻缔结中发生的转移支付可能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袁晓燕，2017）。
跨民族婚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民族族际通婚情况和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等方面。总体来看，中国民族间的族际通婚已经较为普遍。有学者比较了“五普”和“六普”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全国有2.96%的家庭户（1008.6万户）属于族际通婚户，而在2010年全国有2.74%的家庭户（1102.0万户）是族际通婚户。有研究发现，在婚姻对象群体的比较中，以回族为户主的家庭户为分母，其配偶族群为分子，发现2010年回汉通婚占比12.07%（菅志翔，2016）。有学者研究了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情况，发现夫妻同为某一少数民族的平均初婚年龄比夫妻均为汉族的平均初婚年龄要提前1岁以上，而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却能够提高初婚年龄（郭志刚、李睿，2008）。在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中，主要体现出个体选择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的作用。婚姻首先基于男女双方的感情因素。既有的对于回汉通婚家庭的研究发现，回汉双方在考虑通婚的过程中，个体首先考虑的是个人能力以及双方的情感因素，民族间的异质性在生活中为了家庭的和谐往往会被掩盖或是慢慢形成个体和家庭间的相互认同（伏丽芸，2011）。但同时，民族文化、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回族人口而言，其因信仰伊斯兰教并且有严格的习俗禁忌，相比其他民族而言“族内婚”的比例较高（菅志翔，2016）。在国家政策上，1981年颁布实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提出“回族同其他民族的男女自愿结婚，任何人不得干涉”，保护了婚姻当事人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李晓霞，2010）。
以往关于性别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性别观及婚姻质量等方面。有学者在对于中国性别关系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每个男女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中，反映着性别关系不平等的二重结构（佟新，2000）。一些学者对于当代人们性别观念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高社会地位的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为开放。男女之中存在性别观念差异，相比之下，女性的观念更偏于现代而男性更偏传统，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刘爱玉、佟新，2014；王鹏、吴愈晓，2019）。此外，有学者探究了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情况，认为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业户籍居民的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业户籍，此种性别不平等模式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吴愈晓，2012）。最后，以往有关性别观与婚姻质量的研究发现，婚姻取向和性别观念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人们在婚姻生活中强调共同性因素时，由于要求实现夫妻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同质性，男女平等的现代性别观念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当家庭权力形态越趋向于平权，即越契合于人们的婚姻价值取向和性别观念，人们的婚姻生活满意度也就越高（卢淑华、文国锋，1999）。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关于婚姻匹配状况的研究主要从先赋性和自致性两个方向展开，本章也将从年龄、教育和户籍三个方面对于宁夏的婚姻匹配进行探究。另外，关于婚姻质量和性别观念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并且受到城乡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本章也将用实证数据对此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本章将利用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宁夏居民的婚姻状况、家庭观与性别观念等问题。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29291,91479,43071,EKeyWords:7413,80636,31623,313211,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07,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5,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31,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09,DownCount:3,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婚姻状况与性别观念,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婚姻状况与性别观念,_RowNo:6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在提升身体素质、减少疾病发生的道路上，各民族应该共同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极大改善，平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升到2010年的74.9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一些指标已经达到甚至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以往关于健康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质状况、身体健康程度以及慢性病等方面。首先，在体质方面，以往研究通过收集被测对象的具体身体数据来对被测群体的体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体质研究早期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重视研究中国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体质状况，并逐渐将视野拓展到生活方式、体育锻炼等方面（江崇民、张一民，2008）。一些研究结果发现，0～6岁儿童中，超重率和肥胖率并无地区差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越高（李立明等，2005）。男性和女性在体质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具体到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学生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学生近年来生长发育速度很快，发育水平明显提高（张天成，2002），并且在身体形态方面与汉族学生没有显著性差异（买佳，2018）。在其他体质素质指标中，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在不同项目上各有所长，大部分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在身体健康方面，以往研究大多采用三种指标进行测量。最常见的一种是通过自评健康状况来反映身体健康程度。以往研究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受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经济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华等，2003）。其中自评健康良好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并且城镇和农村大部分年龄段的男性自评健康良好的人口比例都高于女性（毕秋灵、胡建平，2008）。在预期寿命方面，以往研究发现，城镇男性和女性的自评健康寿命分别高于农村的男性和女性，各年龄段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针对宁夏地区的研究中发现，男性人群期望寿命明显低于女性（何源等，2013）。至于健康素养的相关研究，以往研究发现城镇居民的健康素养综合指数均高于农村居民，这种差异的存在应该是城镇和农村间经济、文化、医疗卫生服务等各方面差距的一种反映（肖瓅等，2009）。
以往有关慢性病的研究发现宁夏地区的慢性非传染疾病的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宁夏地区中老年居民是慢性非传染疾病的高发人群。学者们普遍认为年龄、吸烟、饮酒、体育锻炼、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宁夏居民慢性非传染疾病患病率的主要因素（牛健壮等，2019）。女性慢性病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随年龄增长患病风险呈递增趋势，且文化程度越高，患病风险越低。关于民族与健康的关系问题，不同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有研究显示回族居民患病风险略高于汉族（孙仙等，2014），但也有研究发现回族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低于汉族（马小红等，2017）。
考虑到吸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吸烟情况也进行了研究。以往有关吸烟情况的研究发现，宁夏地区的吸烟率较高，其中成人吸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男性吸烟率显著高于女性，且回族男性吸烟水平低于汉族男性（张银娥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宁夏地区居民吸烟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15岁以下的吸烟率高于全国同年龄段吸烟率，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较为普遍（唐文静、郑霄冰，2015）。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章将利用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宁夏地区居民的体质状况、自评健康状况、患慢性病状况和吸烟状况等问题。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43648,43071,EKeyWords:7413,80636,111650,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10,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6,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39.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20,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12,DownCount:2,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健康状况,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健康状况,_RowNo:7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我国健康中国建设应保障人民应享有的健康权利，为我国下一步的医疗服务建设与服务均等化改革做出了指示。达到健康公平就要在政策制定与施行时考虑到不同群体在医疗服务具体需求上的不同，真正形成全民覆盖、全民享受、全民可负担的医疗服务体系。以往研究发现，医疗服务利用水平上的不平等主要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魏众、B.古斯塔夫森，2005）。少数民族地区因地理位置较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疗社会服务的发展（封进等，2015）。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医疗服务不均等、服务设施不充分、服务应用率低等问题。本章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居民的调查分析，以了解不同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在医疗服务利用水平上的差异。
以往关于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医疗保险已经基本全民覆盖，但是部分居民仍缺少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障，存在医疗服务上的空缺与医疗负担（安华等，2012）。其次，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负担相对更重。虽然低收入群体受到医保政策的保障，但是他们更容易患病并且时间持续更久，住院率更高，所花费的医疗费用远高于中高收入群体并使家庭难以负担（任苒、金凤，2007），这导致低收入群体医疗服务使用率相对较低（王翌秋、徐登涛，2019）。另外，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因素还包括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提供现状，尤其是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仅是政府拨资建设的村卫生室，其只拥有基础医疗设施与门诊看诊功能（刘春蕾，2016），医疗质量与水平普遍不高。
除了经济因素，学界同样考虑到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健康和医疗服务知识上的差异是导致医疗服务差异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提出了健康素养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相关知识的认知以及反应能力与预防能力（陆一鸣等，2015）。相关研究指出，健康素养与教育水平有密切关系，进而影响居民就医的主观想法与医疗服务利用率。少数民族地区患病率越高的地方，往往健康素养指数越低（张庆华等，2014），即当地人民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认知与疾病的提前预防并不重视。有研究在对甘肃临夏进行调查时，发现当地妇女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而对妇科检查的重要性认知不清从而导致后期疾病的出现（钟鸣，2015）。有研究发现，低健康素养居民在进入医院接受医疗服务时会受到标识不清、语言不通、医疗基础知识储存不足的阻碍（班克伶等，2007），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而言更是如此。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大量外出务工的情况，教育程度低、疾病预防能力低导致居民健康素养欠发展，特别是当地的留守儿童、老人对于疾病的重视度与医疗服务利用的重视度不高（聂婷婷等，2016），自主获取基本医疗服务的能力差，加上偏远地区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足，当地居民更容易遭受突发疾病的影响。
本章基于2019年宁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居民的健康素养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现状，并对不同居住地、不同社会群体在医疗服务利用上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567900,43071,EKeyWords:7413,80636,567901,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13,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7,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0.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12,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15,DownCount:4,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医疗服务利用,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医疗服务利用,_RowNo:8我国一直大力推广普通话。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颁布，赋予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杨佳，2019）。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国家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着力提高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交流能力，这不仅仅是推广普通话，更是一项重要的脱贫攻坚举措（赵俊超、张云华，2019）。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语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扶贫办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普通话的普及成为地方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推广普通话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举措，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而且应将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儿童身上（赵俊超、张云华，2019）。此外，一些研究考察了普通话能力在年龄、教育程度、城乡等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差异以及当前国民普通话能力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俞玮奇，2018）。也有学者考察了语言能力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发现提高个体的语言水平能激发个体参与社会的热情度，促进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强体现在公共服务与社会捐款上的个体的社会责任感（陆毅等，2018）。
在邻里社会交往方面，以往有研究发现社区的外来户对邻里关系的重视程度呈明显下降的趋势（田友丽，2019），而且邻里交往对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有直接影响（刘晔等，2019）。在朋辈社会交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微信拉近了朋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孙依晨，2018）。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当今社会的朋友关系主要表现为功利性的朋友关系、为了愉快和高兴而建立的朋友关系、为了共同的善而建立的朋友关系等几种类型（李庆云、胡成广，2012）。至于民族交往方面，一些研究考察了高校民汉混合编班模式在促进民汉大学生之间互帮互学和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取得的效果，但也发现这种制度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苏冰、许可峰，2019）。还有研究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王博文，2018）。虽然有关社会交往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有关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交往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出于这样的考虑，本章基于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全面考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居民的邻里交往、朋辈交往和民族交往情况。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567902,151993,43071,EKeyWords:7413,541449,567903,151995,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16,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8,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0.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27,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18,DownCount:4,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普通话使用和社会交往,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普通话使用和社会交往,_RowNo:9社会支持是指在一定社会网络范围内给予某个对象的经济、精神、事务性等帮助的总称。在个体层面，良好的社会支持有益于个体形成健康的身心状态、缓解生活危机并维护日常的生活秩序。在社会层面，社会支持又往往同国家制度、社会政策联系在一起，在正式关系中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形式体现出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力量。
在理论取向的社会支持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对国内外社会支持理论进行了综述。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关注社会支持网的测量效度，核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关系与界定关系的类型；（2）视社会支持为整体结构的初步研究，将社会支持简单分类并探析；（3）关注个人社会关系内部数量性质的研究，注重关系强度、空间接近与交往联系、相似性等概念；（4）侧重网络作为整体的特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强调网络规模、中心度、紧密度、互惠等概念（贺寨平，2001）。也有研究分析了国外社会支持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问题。从我国社会转型、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出发，提出了我国农村社会支持结构呈现正式支持主导的多元系统的理论观点，社会的变迁给予农村社会支持结构从非正式、地方性、一元化到正式化、外部化与多元化的转化（杨生勇，2010）。
在经验取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析方面，多集中在社会支持与个体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控制感等关系问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的完善程度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宋佳萌、范会勇，2013；闻吾森等，2000）。不过，也有研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比较与解释，发现亲属在城乡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精神支持作用大于财务支持，在亲属内部不同位置的亲戚也有不同作用。对于农民工而言，在社会支持网上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异质性低的特点（王毅杰、童星，2004；张文宏、阮丹青，1999）。也有研究提出，通过改善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来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通过强化精神贫困老人的社会支持来实行精神脱贫等（彭小兵、陈玲丽，2019；文雅、朱眉华，2016）。也有学者将社会支持理论视作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范式，并由此结合我国现状，探讨了该模式的应用前景及可能面临的局限（倪赤丹，2013；张友琴，2002）。这体现了社会支持理论本身的张力和活力，故也有学者将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同社会支持理论结合，提出了我国留守老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观点：通过政府主导，整合社区、家庭、企业等多方力量来提升老人福利水平（陈芳，2014）。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社会支持的研究，以往相对较少。比如，有研究关注宁夏地区城镇中不同人群的社会支持及心理状况，发现宁夏居民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李洁等，2013）。也有研究将关注放在宁夏地区高校学生上，探讨了宁夏大学生攻击行为、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关系问题，认为通过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可以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哈丽娜等，2016）。另外，在高校学生自杀意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上，也有学者认为完善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明显减少大学生攻击行为，降低自杀意念（王灵灵等，2014）。
鉴于社会支持在个人生理、心理和精神健康上的重要性，本章从经济方面、日常事务方面以及精神支持方面考察了宁夏地区不同民族居民的社会支持状况。同时，对不同居住地、民族身份、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社会支持上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7383,43071,EKeyWords:7413,80636,7385,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19,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09,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0.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22,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21,DownCount:4,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社会支持,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社会支持,_RowNo:10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和社会建设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在社会信任、社会满意度、公平感和对社会冲突的感知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杨宜音，2006；王俊秀、杨宜音，2018）。对此，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同于近年来学界热门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态度一般与社会行为相对应，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心理评价，并暗含着相应的行为倾向（唐魁玉，2000）。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社会满意度和社会冲突感被认为是社会态度这一概念主要指涉的四个面向。在以往对社会态度的研究中，从理论层面对社会态度的概念和结构等内容的讨论并不多，更多的学者选择关注社会态度的某一特定维度，从实证层面探究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特征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首先，对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特征，有学者（田丰，2009）以人口特征为群体划分标准，聚焦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还有研究从社会身份的视角切入，探讨农民工（李培林、李炜，2007）、中产阶级（李培林、张翼，2008）等群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其次，综观已有的社会态度影响因素研究，可将之归纳为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两大方面。制度因素例如社会权益保障体系（郑功成，2009）、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凌巍、刘超，2018）、个体户籍身份和所属的社会阶层（怀默霆，2009；麻宝斌、杜平，2018）。非制度因素包括个体的受教育程度（麻宝斌、杜平，2017）、年龄、收入水平（王俊秀，2013）等。研究结果表明，位于教育程度高低两极的居民生活满意度较高，但高学历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更消极。高收入群体持有更高的社会公平感，但这一效应同样受到地区贫富差异的影响。随着地区贫富差异的不断扩大，对高收入群体而言，收入的提高显著降低了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此外，就户籍因素而言，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对环境公平的感知更强烈，但居民户籍对其他维度社会态度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相比而言，无论是从文献数量还是研究的体系化程度来看，聚焦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态度的研究近年来才刚刚起步。以往研究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特征群体的社会认同，而对包括社会公平感、满意度、冲突感和社会信任的社会态度的观察较少。有学者（苏丽锋，2016）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态度做了一个概要式的描述，从对自身经济地位、未来生活、地域融合、城乡交往、对政府工作效率和社会重大问题的态度五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态度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的社会态度总体上比汉族更加积极。此外，还有研究（董泽松、张大均，2013）比较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由于家庭支持和亲子互动差异，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评分显著低于汉族儿童。除此之外，并无更多严谨的重要文献深描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社会态度，该领域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索。
总而言之，既有的社会态度研究多立足于以生命历程、社会阶层等为标识的身份群体或探索影响社会态度的制度或非制度因素。遗憾的是，社会态度作为一个沟通个体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动态概念，却鲜有学者基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考量其特征与变迁。由此，本章将利用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宁夏地区居民的社会态度特征及其群体差异。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37927,43071,EKeyWords:7413,80636,30321,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22,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10,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0.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18,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24,DownCount:3,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社会态度,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社会态度,_RowNo:11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少数民族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首先，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如图11-1所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数逐渐提升。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从2000年开始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中等职业技术毕业人数从2014年开始下降，其规模逐渐被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所超越。其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升。如图11-2所示，近年来宁夏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和年消费支出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图11-1 宁夏普通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毕业人数
图11-2 宁夏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除了整体上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提升之外，人们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代际的社会流动问题。在代际流动的趋势与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倒U形”趋势（李晚莲，2010；赵翌，2017），这种上升趋势主要来源于社会总量的发展（李任玉等，2017）。虽然代际继承仍是各个时期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排斥为主导的机制将导致社会机会结构的变迁（李路路、朱斌，2015），个人努力或个人素质仍然是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阳义南、连玉君，2015；叶春辉等，2017）。在代际流动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方面，以往研究发现经济、政治、文化都与代际流动密切相关。一些学者提出尽管教育对代际流动具有一定解释力度（侯玉娜、易全勇，2013），但教育的代际传递性很强（赵红霞、冯晓妮，2016），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扩招可以促进代际流动（杨中超，2016）。一些学者指出行业垄断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和职业分割，进而阻碍代际职业流动（吴奇峰、苏群，2017）。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代际流动与政治的关系，提出计划生育通过缩小家庭规模促进代际流动（刘小鸽、司海平，2017），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盛智明，2013）。
本章基于宁夏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主要考察了宁夏地区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情况，包括了收入、教育情况等，同时也从主观上考察了居民对自身社会经济的认同和成年人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情况。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217301,67326,43071,EKeyWords:7413,80636,401660,67147,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25,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11,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0.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23,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27,DownCount:2,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流动,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流动,_RowNo:12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为生态文明建设勾画出了一张宏伟蓝图：2020年前，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050年，要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已经绘就，生态文明体系构建的路径也日益清晰。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是我国北方防沙带、丝绸之路生态防护带、黄土高原—川滇生态修复带“三带”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宁夏时指出，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并明确提出要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努力下，推进国土绿化，保护森林资源，实施精准造林，开展荒漠化治理，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全区域草原禁牧封育的省区、全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逆转的省区，生态环境总体上向好的方向转变（张浩，2019）。不过，宁夏的森林、绿地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很多地方还是不毛之地，加强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屏障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离不开人们的环境意识问题。以往关于“环境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群体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不同群体环境意识的差异性研究、公民环境意识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尤其是80后、90后在环境意识水平上要高于其他年龄群体，但是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认识还是相对欠缺（刘森林，2017）。此外，有学者利用CGSS2013的数据研究发现，整体上来说，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要高于农村居民；在生活环境意识方面，东部地区居民的环境意识最强，而在自然环境意识方面，西部地区居民的意识最高；在收入方面，中高收入群体的环境意识要明显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同样与环境意识成正比（李艳春，2019）。除城乡、区域、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外，环境意识同样存在代际差异。有研究发现，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总体上比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强。而且，家庭人均年收入、社会福利状况、政治面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和新媒介使用频率对环境意识有着显著的影响，并在年轻人和年长者中的影响存在代际上的差异（刘森林、尹永江，2018）。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视角对环境意识的差异进行解释。有学者基于城乡的角度认为，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环境意识，因为城镇居民更可能接触到环境恶化问题（Dunlap R. & Van Liere K.，1978）。也有研究者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指出，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的群体一般生活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脏乱的工作环境和破旧的娱乐设施，更容易引起他们关注糟糕的环境状况。因此，底层群体相较于中上层群体，环境意识更强（Buttel & Flinn，1978）。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指出，接受教育有利于个体获取环保知识和加深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环境意识水平，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意识越强（Jones R. & Dunlap R.，1992）。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日常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的情境有关，最为一般的情境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Brand K.，1997）。环境意识受多种因素影响，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的社会属性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类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家庭居住地、工作单位，以及宗教信仰等；二是社会结构因素，如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环境科学发展水平、政府管理体制、主导价值观念、媒体的关注程度以及环境教育的普及程度等。
除了环境意识之外，环境行为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进行环境行为研究，并出版发行《环境与行为》《环境心理学》等专业期刊。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专注环境行为研究，2000年以后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崔凤、邢一新，2012）。学术界对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多，且研究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建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对个人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研究。
在环境行为的概念与内涵方面，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都尝试对环境行为进行合理的概念界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或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王芳，2006）。还有学者依据概念外延的不同总结了两种关于环境行为的理解，其中广义理解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而狭义理解仅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崔凤、唐国建，2010）。关于环境行为特征的探讨，有学者将环境行为视为一系列要素的复合体，通过对其进行解构发现：环境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正反两重性，从行为主体来看具有多元性和互动性，从行为发生空间来看具有差异性，从行为结果来看具有滞后性、复合积累性和外部性，从行为动因来看具有利益驱动性，从行为制约因素来看具有社会性（王芳，2007）。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环境行为与社会的互动上，认为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崔凤、唐国建，2010）。
在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综合各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政策性因素、社会性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尤其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以洪大用等为代表，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环节（洪大用，1998）。另一种观点以周志家等为代表，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存在维度的交叉，若“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周志家，2008）。人们普遍预期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即环境意识较强的人具有较多的环境保护行为。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呈现相关或不相关关系，应更为具体地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意识与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行为之间是否相关以及怎样相关（刘建国，2007）。由于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都具有多维性，不同研究的操作化定义和方式也有所不同，进而得到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焦开山，2014）。
本章旨在对宁夏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当地居民对于环境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环境行为进行整体的调查分析。对不同居住地与不同民族身份的居民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具备的环境意识、所掌握的环境知识，以及环境行为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6632,43071,EKeyWords:7413,80636,23024,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30,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12,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1.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18,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32,DownCount:5,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生态环境,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生态环境,_RowNo:13中华民族是起源于中华大地，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具有通用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包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在我国各民族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中，各族人民交相互动，不断磨合、吸纳与涵化，最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费孝通，1989；朱碧波，2016）。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自觉意识逐渐高涨，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胡岩，2013；王文光、徐媛媛，2018）。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中最具创新意义的部分，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郝亚明，2019a；王延中，2018）。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迁、境外宗教渗透的炽热、全球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复兴，我国的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麻国庆，2017；朱碧波，2016）。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当代中国发展中凸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周平，2016，2019）。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无论在官方还是在学界都受到了较多的重视，并且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理论讨论，并对民族间交往和通婚状况有一定的关注。首先，在少数民族居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方面，以往诸多学者大都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出发，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讨论，从多种理论角度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费孝通，1989；关凯，2017；郝亚明，2019b；胡岩，2013；徐杰舜、韦小鹏，2008；杨鹍飞，2016；周平，2015；朱碧波，2016）。而在民族交往方面，有研究依据互动论的观点，从交往意愿、交往能动性、交往程度等方面对少数民族与城市“他者”之间的交往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认为民族交往主观意愿强，被动性民族交往较多，而深层次民族交往偏少（李晓霞，2004；赵茜，2015）。
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民族通婚状况保持了关注，通过对部分城市的考察，认为民族通婚的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并分别考察了民族通婚中性别、年龄、职业因素、离婚的情况（李臣玲，2004；庄世恒，200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族群缔结婚姻的习俗和标准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它不再是单一的风俗习惯标准或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居住格局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有研究从中国城乡分异的角度研究西北部分城市的民族间通婚情况，认为农村中民族通婚比城市中更多。并且少数民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现象的发生是相对容易的，原因在于有接触了解交往的客观条件。同时如果居民文化层次较高，对异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结构交融和文化交融都较深入，民族间通婚也更容易发生（杜娟，2018；汤夺先，2007）。还有研究通过对族际通婚夫妇的初婚年龄和生育数量进行分析，认为族际通婚能推迟婚龄并减少生育，族际婚姻子女偏向于选择少数民族身份，说明了民族通婚带来的民族选择偏好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影响（郭志刚、李睿，2008）。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自治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对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综上文献回顾，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民族理论，而在实证层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状况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章的焦点放在了对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论题上，利用201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对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探究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关的问题及状况，有利于为相关民族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提供相应的参考，也有利于宁夏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进一步科学有效发展。
,AbstractEN:,KeyWords:3376,70849,464148,43071,EKeyWords:7413,80636,567904,43072,SubjectWords:,LiteratureId:12197533,Fileref:null,OrderFlag:0,IsLeaf:N,PubDate:null,FindDate:null,IssueDate:null,DocType:null,ProductSeries:null,Doi:null,InstanceID:0,MinNodeSearch:Y,XmlID:b120201001X20196288001_000_013,Prop1:null,Prop2:null,Prop3:null,prop4:null,AddUser:admin,AddTime:2020-11-26 09:57:41.0,ModifyUser:Admin,ModifyTime:2021-11-03 05:05:27.0,HitCount:39,ShowType:putong,LogoID:0,PdfID:12197535,DownCount:8,AuthorInfos:,BookPublishDate:2020-09-01 00:00:00.0,SearchTitle: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生态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ISBN:978-7-5201-7071-0,BookTitle: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2019～2020）,BookStatus:7,AllowDownload:Y,BookVersionNum:null,researchorg:null,CopyRightDate:null,ExcellentPeriod:null,PrizeLevel:null,IsExcellence:null,ContentClass:null,IsDisabled:N,SearchTitle_2:2019~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生发展报告生态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_Row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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