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产能过剩、国际产业转移、行业超额利润等都是颇受学者关注的研究话题。然而，较之于西方经济学或西方的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则相对匮乏。可见，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产业转移、行业超额利润和产能过剩等现象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首先，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规律是当今社会化大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它不仅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而且是经得住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第Ⅰ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无论是在理论逻辑方面还是在实证检验方面都能对第Ⅱ部类的增长率起到负向作用，但是，规律本身的存在性与其发挥作用的显著性这两方面是有差别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以及非重工业化倾向的国家中，这一规律不仅在理论上客观存在，而且其作用还能显著地表现出来，由此实现生产资料部类较快发展；然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中，特别是在存在重工业化倾向的发达国家中，这一规律的作用则未能被显著地识别出来。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资料部类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客观上会要求消费资料部类按照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确保两大部类之间的必要比例能够得到满足。这些差异化的结果无疑是与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相吻合的。

其次，通过对比分析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相关理论发现，虽然两者在某些地方有相似之处，但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相关思想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理论深度、哲学高度方面，还是在历史逻辑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胜出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理论的独到之处。此外，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和认清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提条件、物质基础、内在本质、外在压力和根本动因。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工的国际化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表征的生产力发展为国际产业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本质在于资本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其外在压力在于激烈的竞争，其根本动因则在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

再次，通过挖掘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空间经济思想并将之与西方空间经济理论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总体而言，虽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空间经济思想或相关理论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相似之处也仅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明显的本质差别。西方经济学的空间理论主要涉及区位论、新经济地理学、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面内容，但其研究对象未能摆脱资源配置的窠臼。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人”拼命追逐剩余价值的历史使命以及由此对资本主义经济空间生产格局塑造与演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阐述了空间经济发端与演变的历史逻辑和内生机理。总之，由于空间关联的客观存在，故而在采用实证分析探讨相关因素对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作用情况时有必要选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一分析方法。

又次，通过分析38个国家两大部类的利润率以及主要经济体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差异及其变动情况发现以下几点。第一，各国两大部类的利润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第Ⅱ部类的利润率高于第Ⅰ部类这一点上。第二，由于内部情况的差异，各主要经济体的一般利润率及其变动态势存在较大差异，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一般利润率均大体上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印度、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一般利润率则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第三，就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一规律而言，38个国家一般利润率均值的整体变动情况是与这一经典的规律性论断相吻合的，从而这一规律是显著成立的。第四，通过构造贸易空间权重矩阵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资本有机构成以及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仍然是影响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两大重要显著因素。第五，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并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的视角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体的一般利润率是引导产业在国家间转移的无形“指挥棒”。在考虑了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性的情况下，这根“指挥棒”不仅能显著促进一国自身的外资流入，而且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与该国具有空间关联的国家的外资流入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从而其作用具有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特征。

最后，从马克思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出发，在考虑两大部类利润率差异的基础上估算出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的一般利润率，然后以此为参照基准来考察各行业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偏离程度，由此测算各行业的超额利润率情况。一方面，一般利润率应是整个经济体的利润率，而非其中的某一部门（如制造业部门或者非金融部门等）的利润率，在估算一般利润率时还应该充分考虑两大部类的利润率差异。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和印度以外的其余8个国家中房地产行业的超额利润率都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在德、法、日、中、印等五国中呈现不断强化的态势，并且第三产业（服务业）中的金融及保险业、销售服务业（批发贸易、销售维修业、零售业等）、通信服务业（邮电业）等细分行业的超额利润率也较高；第二产业中的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矿石采掘业、电力天然气及水供给业、煤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自然垄断性质较为明显的3个细分行业；农林渔业在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都能够获得较高的超额利润率，中国农业的利润率不仅远远低于一般利润率，而且在所考察的10个国家中居于末位，在中国的34个行业中排在倒数第一位。

从地租角度看，造成我国农业利润率过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农业生产率低下，不能为农业分享到更多国内外或其他行业的有待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于西方农业巨头垄断了全球农业产业链，中国农业的地租被西方农业巨头所攫取。

书中的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为我们审视和处理产能过剩、行业垄断与国际产业转移等现实问题提供相应政策启示。第一，从两大部类视角估算一般利润率的思路过程验证了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规律的成立性，也彰显了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进而为审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维度。第二，以一般利润率为复归准绳的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为我们提供了计算不同行业超额利润率的基准，进而能够据此研判不同行业的垄断程度，对于推进不同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均有相应价值。第三，一般利润率作为引领资本在国际市场上逐利流动的无形“指挥棒”，能够为我们审视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制定和实施合理科学的对外开放及外资引进政策提供相应政策指引。